本站原创关键词：张居正;政治思想;评价
一、修明法度
(一)尊主权，重诏令，严振纲纪
明代是君主专制政治体制高度强化的一个朝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转变，这种体制必定越来越强化。张居正认为当前最严重的理由是君主势衰，政局失控，政事弛靡。“国威未振，人有侮心”，“上下姑息，百事悉纵委徇”，“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寙”。朝廷纪纲不肃，法度不行，致使上下阻隔，君令不得下达，统治实效极差。君主政治赖以运转的官僚机构几近瘫痪，就会直接危及君权的巩固。然而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就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权措施，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制约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所以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尊主权，重诏令，严振纲纪，加强君主专制。
早在嘉靖四十二年，徐阶就已经上疏提出了“尊主权”“定国是”的主张。他也看到了当时政务不通，纲纪不行的状况，但是徐阶认为“王言”即是道，政体宛如人体，号令之发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万事仰仗皇上洪仁大德，同符二祖，道同而事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宣扬尊君和集权，维护封建制度没落的颓势，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落后现象。但是处在改革的时机，“尊主权”又是改革的必需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很难设想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能够推行改革并得到成功，事实上历史上任何有影响力的地主阶级改革，都是以尊君集权为前提的。张居正也不例外，更何况他起自寒微，论出身资望辅佐小皇帝是不易稳住阵脚的，新政又必定触犯宗室豪门的利益，阻力极大，正是着眼这一点，他才把“尊主权”作为第一要务。
(二)节制不法权贵
尊主权的要旨是依法理政，也就是以伸张法纪为中心，整顿统治秩序。但是权贵势力无视法纪，任意践踏法纪往往是历代统治阶级面对的难题，明朝中后期的情况也是如此。“新安王有熺，喜食人脑又肝胆，薄暮，每伺人于门，辄阑入杀而食之，以故新安邸前，日未俌断行迹”;代简王桂已到花甲之年，竟然与其子身穿短衣小帽，在光天化日之下“袖锤斧杀人市中”;“谷王惠骄横，夺民田，侵公税，杀无罪，撵花石为游观，坏民庐舍”;“端王观錠，幼，狎其典膳信等，淫戏无度为复屋曲房于东园，挟娼乐之。裸男女杂浴，临水纵观。左右有忤，立毙之，或为炮烙之刑”。
万历初年，最有权势的宦官冯保的侄儿冯邦宁，在酒肆闹事，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得力于冯保的支持，秉公处理就有可能得罪于冯保，但是不秉公处理又给反对变法之人落下口实。但是这样一件事并没有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革了冯邦宁的职，杖打四十大板，待罪一年，并嘱咐冯保严格家教。
二、整肃官府
(一)省议论，核名实，行考成之法
嘉靖以来，行政效率低下，官风不正，吏治颓废。当时“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唯以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徐阶早已关注，并曾以“杜浮议以重行取”，“旌异能以劝吏治”二议上奏世宗，促动吏治之整饬。徐阶认为知人之明，自古为难。用舍仅仅是依据“荐词考语”是不足以防避“外饰善状而中怀奸贪”、“修谨于初而改节于后”者，所以应该取用荐词考语之外加以询访，而行取之后，继之以再访，从而使浮伪不得行，险邪不得肆。首先张居正提出“省议论”的必定性和具体做法。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臣窃见倾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其大小臣工，亦各秉公持正，以诚行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
(二)知人善任，选贤使能，培养人才
张居正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克服改革阻力，取得改革成功，仅仅靠自己一人之力是不行的，必须“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把一批以国家公利为重的人才团结在自己改革的周围，组建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才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张居正的人才思想，力图对明朝选才用人方面的种种弊端有所更张，以适应改革的需要，由此他也获得了大批有为干才。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一时才臣，无不乐为之用，用必尽其才，或推毅至通显。”张居正的用人方针是“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只要“才有可用，孤远不遗”。 “既使越在万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拨之”。
不仅如此，张居正还表现出了他相当恢宏的度量和宽阔的胸怀，他提出，为国家发现和使用人才，决不可私意用舍。“内不敢任爱憎之私，外不轻信毁誉之说。”为广泛选用人材，他尽力做到不计前嫌，不咎既往，不顾及关系亲疏，不挟杂个人恩怨。在改革中，他起任的张学颜曾是前首辅高拱的得意人才，而高拱又与居正有隙，后为居正排斥在外。
同时，在选拔人才上，张居正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发现和选拔人才，并主张选拔勇
于任事，不惮疲劳，勤于实干的改革人才。他说：“器必试，然后知其利钝;马必驾，然后知其良驽。”称人之才只有“试之以事，任之以事”，才能得到鉴识。
经济上，张居正起用张学颜清丈土地，推广庞尚鹏的一条鞭法，收到了富国利民的实效，使得“自正嘉虚耗以后，至万历十年，最称富庶”;军事上，张居正精选将帅，委任责成。在北方，他起用戚继光，李成梁等，有力地加强了军事防御。在南方责成曾吾省，刘显等平定了多年不息的动乱，从而使“海内肃清”，“边境晏然”，“荒外普服”。改善民族关系方面，张居正起用王崇古达成与俺答和议，结束了多年战乱的局面，“兵民乐业，不用兵革”，推动了蒙汉人民的友好往来。在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方面，张居正起用有丰富经验的潘季驯治服黄河水患，使“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张居正的用人之道也是有其局限性的，他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就决定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封建官僚制度的痼疾。到了晚年，张居正从个人因素观察，执政专恣自信，“视同列蔑如也”。尤其在夺情之后，更加专擅，“操群下如束湿，异己者率逐去之”。这时“其所默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论民族自决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3]张居正.张居正集·论时政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作者简介：黄子川（1995—5—28）男 天津人 长江大学文学院2013级历史（师范）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