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农民利益表达困境；政治体系；影响
一、农民利益表达困境不利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是指一国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包括政权体系的稳定，国家权力结构的稳定和政治过程的有序发展。一般而言，政治稳定表现为政局稳定，社会公正，政府运转高效，公民政治参与有序”。乡村是国家政治体系中最底层的政治单元和社区共同体的统称，它承载着国家长治久安的重任，国家的政策法令是否有效关键在于乡村，乡村的动荡、失序直接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在转型期的农村地区，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各种矛盾纷至沓来，农民征地拆迁过程中的补偿理由，农村基层官员侵害农民利益理由等，这些都直接激化了本来就存在的矛盾，农民维权意识的觉醒，他们会采取一定的方式把内心的愤懑与不满发泄出来，如果缺少了合理的利益表达渠道，即社会学家科塞笔下的“安全阀机制”，农民就可能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如游行甚至是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从而完成“现实性冲突”向“非现实性冲突”的转变。而这种非现实性冲突的危害更大，它是不指向冲突对象的发泄敌对情绪的行动，是由于现实性对立不允许表达时发生的转移。当相互对立的利益或相互敌对的情绪受到压制时候，会产生两种结果，结果之一就是把敌对情绪从真正的根源中转移出来，从其他渠道发泄；压制冲突的结果之二就是导致相互关系的终结。由于过去连续积累起相当多的紧张与敌视，因此一旦爆发冲突，这些长期被压抑的紧张与敌视会激烈地爆发出来。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为农民利益表达开辟制度化的渠道就充当一种安全阀的功效。根据科塞的观点，这种安全阀可以释放被封闭的敌对情绪，转移目标，从而将乡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利益表达这种途径分散开来，而不至于充当压倒乡村政治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从这个层面上讲，农民利益的表达也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一旦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农民会寻求一些非制度化表达渠道。目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的参与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其表现方式主要有行贿、越级、写大字报、、集体、甚至暴力攻击执法人员、冲击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等，这一系列非理性的政治参与严重干扰了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尤其是对基层政府，因为这类行为主要面向基层政府，处于维护秩序的，一些基层政府会出动军警维护秩序，最后结局是“双输”收场，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农民来讲都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二、农民利益表达困境影响政治合法性
农民利益表达的滞胀容易导致政治资源的流失，引起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或正当性。它既是统治者阐述其统治权力来源的正当理由，也是被统治者自愿接受其统治的价值依据。”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说法，合法统治有三种类型，即传统型统治、个人魅力型统治以及法理型统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任何一种有效的统治的要求。中国的执政地位过去主要是从历史的性论述其合法性来源的，认为它是历史的选择。伴社会的转型，靠传统的个人魅力型人物或用意识形态来获取政治体系合法性资源的方式渐已失效。为回应这种新的变化趋势，执政党逐渐从传统获取合法型的渠道转向新的渠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新时期中国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获取合法性的最主要的一个来源。而要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就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了群众，解决群众的切身难题，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而要达到这一点，畅通有序的利益表达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没有畅通的利益表达，的党就会失去联系群众的纽带，谈“执政为民”就是一句空话。“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与成熟度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的利益，而利益表达是满足民众利益的前提条件，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助于培养民众对政府的服从、忠诚与合作，取得他们对政治系统运转的支持和配合。”按照伊斯顿的说法，系统成员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可区分为“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两类，前者主要是由某种特定诱因引起的，如利益和需求的满足带来这种支持，而散布性支持主要来自成员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信仰，政治系统要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都离不开对其利益的满足，只有让广大农民能够把自己的呼声各种渠道流入党的决策通道之中，的党才会赢得丰富的合法性资源，也才能稳固在乡村的执政地位。伴现代化的推进和意识的觉醒，农民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也较以前更为强烈，他们对自身的利益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事实上，农民的利益由于各种理由不能如愿以偿，其结果势必会让广大农民大失所望，政府在农村的政治信任也将伴农民预期的落空而流失掉。尤其是农民一些制度化的渠道去表达自己利益却无功而返时，更容易让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三、农民利益表达困境不利于政府决策
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也降低了政府决策的化和科学化程度。一般来讲，一个科学的决策能够兼顾到各个阶层的利益，在决策的制定过程中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广泛的吸纳公众的参与。按照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政治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的产出，是对周围环境所作出的反应。把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称为输入，也即要求或支持，是公共政策的起点。人们要想实现以自我为核心的目标，就要向那些具有当局地位的人提出要求。要求输入政治系统后，经过转换过程，对要求进行加工和整理，作出决策，政治系统的政策输出，从而对社会作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政治系统的输出和政策的实施，政治系统又反馈于环境，进而有可能产生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要求又将导致政治系统的新一轮的政策输出。在政治系统循环往复、不断运动过程中，公共政策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伊斯顿在其模型中提到的要求和支持就等同于利益表达。可见，政府政策的制订离不开群众的利益表达，而利益的表达离不开民众的参与，民众参与政治又可以影响作为价值权威分配的公共政策。“的政治参与可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稳妥地矫正政府的行动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为了体制的正常运转，政府从社会上有连贯性的信息和活力的补充，否则政治体制便维持。政治参与将把这种信息和活力注入政治体制。公民政治参与，表达自己对公共财富和价值分配的意愿和选择，并施加压力，使政府的行为不至于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发生矛盾，从而左右政府的决策。”改革开放以来，化的推进，利益表达的机制逐渐完善，但存在的理由也不少，最明显的就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出现了困境，他们的呼声被强势群体所淹没，这样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产品公共政策就不能均衡地代表各个阶层的利益，结果就使得本该呈“正态分布”的政策而呈现“偏态分布”，极大地导致政策的不公，违背了科学化的原则。在一个缺乏有效利益表达机制的政治系统里，必定会造成决策者在决策时候由于信息不建全或失真带来的决策失误。作为一个拥有十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充分尊重他们的利益诉求让他们能有序地表达他们的利益是科学决策的。只有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候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尤其是尊重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才能降低政策执行的成本，转变政策目标扭曲及执行难的目前状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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