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文学之史观

更新时间:2024-02-2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 中国当代文学史从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文学历史化,这与民族国家的时代演进息息相关。本文就当代文学史“历史化”现象,探讨“十七年历史文学”与进化史观、多元形态的20世纪80年代历史文学创作,以及多元共生的20世纪90年代历史文学,从而展现当代历史文学创作的现代性深思。
关键词:历史文学 多元形态 文学创作 “历史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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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的觉醒过程自从近现始就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它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政治经济动荡、思想文化冲突,呈现出对西方工业文明逐步成熟的认识进程,造就了文化思潮日趋多元的格局。直至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使人们慢慢意识到进步、不可逆的时间观,这种现代启蒙思想成形后,给当代人提供了一种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

一、被称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文学与进化史观

1 革命合法性寻求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
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叫做“十七年文学”。它承载了现代文学传统,又开启了当代文学新貌。而首当其冲的应属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从数量、篇幅长度和艺术质量方面展示出中国文学现代化后特别繁荣的面貌。而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概念,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在进行着修正,诸如《红旗谱》、《青春之歌》,其范围也将描写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生活的《六十年的变迁》计入在内。就其本质来说,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离不开的民族话语,革命的艰辛与苦难和它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果实,来诠释革命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形成一道奇异壮观的文学现象。
在中国文学史上,“十七年历史文学”大都突出为标举革命和进步的书写,像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历史题材创作,选择重大历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与主流意识形态依存关系,可称之为一种强烈的“叙史冲动”,与当代要求表现工农兵、先进人物和英雄不谋而合,作家将文学创作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表现“历史本质”、展现生活“客观规律”,以现代革命历史为线索,表现对历史发展的乐观主义,写实性手法追求外部真实的再现,宣传中国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反映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等观念模式,突出宣传历史进化的性,从而强烈“革命”的核心历史观念就是进化史观。
历史题材创作是“十七年文学”创作现象,标志着革命的成功,革命光荣历史。最受关注的是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每每设计人物关系、情节安排,用艺术的形式来再现中国领导的正确性,情节安排设置等文本叙述层面上的规范,从而将历史叙述与现实密切关联互动。
2 进化史观与“十七年历史文学”书写
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历史文学“题材”划分,基本上第一种划分是1921年到1949年之间都着力表现新主义革命中的关键历史事件,一般是以长篇小说艺术体裁创作为主,数量多而且艺术品质极好。至今还脍炙人口的作品《红旗谱》、《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苦菜花》等,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明显地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书写者都以“亲历者”的角色向读者叙述了从领导的革命斗争,极其深刻地回顾了光荣的革命历史,并以严谨的态度对革命历史的本质进行规范化书写,证明了新社会的真理性,凝缩了的,为当代人提供了革命历史的依据。第二种分类是传说和传统历史题材用个人话语进行历史书写,如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以及吴晗的《海瑞罢官》等,这些文学内容以传统历史题材为背景,却都写自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正值当时的“反右”运动,还有当时的文艺界对“现实主义深化论”所进行的批判,使得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无奈的情况下寻求其它话语途径来引申其意,换句话说,他们不得不借历史题材婉转地来述说“个人话语”。第三种分类是“杂语”叙述。以这种方式进行叙述的历史题材作品几乎不单独立存在,一般都与“主流话语”进行结合来表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老舍的《茶馆》,以其为代表的这类历史题材作品充分显露了民间趣味和民间意识,并突出通俗文学的审美观念,而又符合老百姓家长里短的都市文化或市民意识的认同,但却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历史文学中的题材关系到对社会生活本质的真实度,它本身的性质要求作家们一定要有在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中的真实体验,以“亲历者”身份进行书写才能具备革命历史叙述的资格。这其实与其历史时代性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即与当代要求反映工农兵生活、树立先进人物和英雄一致,正如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是对历史的再叙述,表现对革命历史斗争题材以及劳动生产题材等的热情创作,来体验时间和认识历史。如具有代表性的《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等,宏大叙事达到建构宏观主体来确认其合法性,分别体现着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不同范式,表现“小我”不断融入“大我”的性,堪称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创作的典范,叙事的方向和规约力量。仍以梁斌的《红旗谱》为例子,其“史诗性”的长篇巨制农民革命斗争为历史题材,对历史事件的组织处理是歌颂在领导下农民夺取政权的斗争,表现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叙述模式,其中就主人公朱老忠的艺术,就是成长、融入、反抗、斗争,兼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英雄,其中的激进话语构成了宏大叙事的核心组成。
当然,不同的作家对于当代文学的写作风格会各有特色,但最大共同点就是对正面成长的肯定。如杨沫的《青春之歌》表现为主人公林道静这个知识分子思想经历的自我斗争历程,放在进化史观的线性时间观念中看,成长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进步,在社会和时代洪流中接受教育,将成长与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叙述结合,把主人公推至革命斗争的前沿,经受锻炼和考验坚强的革命者。突出将个人的成长道路与历史的风云变幻相融,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叙事的基础之上,从这一点上来说,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创作中主人公代表了革命者的“象征”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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