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集权政治困境

更新时间:2024-04-1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内容摘要 在托克维尔热中,国内不少论者仅抓住《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只言片语,将之用作影射现实、重述各自政治主张的修辞,而并未全面理解托克维尔在这部著作中最为核心的有关集权理由的深思。托克维尔揭示出,集权虽使法国崛起欧洲的强大国家,但集权的政治困境却导致了大革命。托克维尔对集权政治困境及其之道的深思,具有深刻的历史启迪。
关键词 托克维尔 旧制度 集权 政治自由
作者 王涛,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博士。(上海 200433)
在至今仍未平息的托克维尔热中,人们热议的主题是所谓“托克维尔悖论”。在相关论者眼中,“托克维尔悖论”揭示出改革进程引发革命风险、进而招致旧政体崩溃的特殊困境,值得已处改革深水区的国人的警惕和反思。尽管这些论者各自侧重不同,但他们的论述大都基于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四章中的观点。正是托克维尔在这一章中所描述的革命前法国社会政治状况同当下中国社会处境的相似之处,引起了国内论者的共鸣,并促使他们将托克维尔的相关论断应用于对中国的深思。然而,不少国内论者抹去了这些论断特有的性,忽略原著的整体语境以及革命前法国复杂的社会政治情景,将之过度地抽象化、普遍化为关于政治转型或化的一般性“定律”。而且,有些论者并未全面考察托克维尔思想的复杂性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真正意图与最终结论,止于把这些论断作为影射当下中国现实、重述各自以往政治主张的一种修辞。所以,在他们的笔下,托克维尔那些最富洞见的深思与发现被弃之不顾,反而与渐行渐远。
在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法国正处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专制统治之下。面对大革命后法国社会专制不时回潮的现实,他的困惑是:大革命追求的自由、平等之共和国为何无法在法国扎根?法国民众为何一再地拜倒在者膝下?他尝试回溯历史来探求相应缘由。研究大量原始文献,他发现,导致法国大革命及其后专制回潮、民众奴性的关键理由是在旧制度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集权。国内论者对“托克维尔悖论”的关注固然,但是并未切中《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核心内容——托克维尔对集权理由的深思。国内托克维尔热的这一盲点,笔者认为,有必要透彻分析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集权的论述,考量他对克服集权政治困境所做的探索。
集权及其社会后果
任何了解近代欧洲史的人都不会否认,集权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即便是在被人们视为自由宪政国家之典型的英国和美国,托克维尔也在其中发现了强大集权的存在。既然集权化进程普遍存在于近代民族国家的成长与扩张之中,那么它为何没有在美国,尤其是有着与法国相似的封建制度传统的英国引发社会政治危机,而偏偏在法国带来极具破坏性的革命?在托克维尔看来,理由不在于集权是否必要,而在集权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他对现代政治学的重大贡献就是他对集权之具体实现方式的考察与界别。他认为,虽然英美也有集权,但是它们的集权的实现方式与法国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政府集权(government centralization),而后者是一种行政集权(administration centralization)。所谓政府集权指政府只法律上收关涉全国事务的权力,而行政集权指政府出于行政视角不但上收关涉全国事务的权力,而且还将关涉地方事务和国家立法与司法事务的权力到手中。托克维尔认为,政府集权才是必要的、良性的,而行政集权则是过度的、有害的。政府集权的优点在于,它既能国家力量和资源从事伟大事业、推进社会进步,且又能与地方自治、政治自由和权力制衡原则共存、兼容。相比之下,行政集权虽能短期国家力量和资源办大事,但从长远来看,它会不加节制地自我扩张,破坏乃至取消地方自治、政治自由和外部制衡,对社会和人民产生不利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法国大革命就是起源于以行政集权为核心的集权的破坏性影响。
托克维尔之所以要分析“旧制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的集权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发展、壮大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旧制度下的社会、政治状况是大革命爆发的直接背景。注意的是,“旧制度”不是指传统的欧洲封建制度,而是指封建制度将亡未亡的一种过渡状态,它始于14世纪王权的崛起,终于大革命之中。旧制度及其代表的特殊政治结构与社会状态,正是14世纪以来的行政集权发展所塑造的结果。与英国在集权化过程中仍旧保留了贵族统治权不同,法国的集权化过程是以王权完全剥夺贵族统治权为代价的,而且作为王权者的行政官僚机构深入地方社会,以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取代了地方自治,致使封建制度下有限的政治自由不再存在。在上,机构以行政方式权力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官僚机构的行政活动取代了民众的公共生活,进而破坏乃至取消了推动各阶层相互交往与融合的公共领域,使他们逐渐陌路人。最的是,在打碎了封建制度的政治关系之后,集权也破坏了附着其上的社会纽带和人际网络,以及各阶层持有的共同观念、共同情感和共同习惯。因而,在集权强化、发展的同时,在封建制度下形成的有机社会却在逐渐地分化、解体。
行政集权固然极大地增强王权,推动了法国在经济、军事上的迅速崛起,从而被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所羡慕。但是,行政集权的强制性乃至专制性却给法国的社会政治关系带来诸多有害影响。托克维尔看到,集权导致的首要社会后果是各阶层的相互疏离、隔绝和怨恨,进而直接为大革命酝酿了广泛的不满情绪。,由于丧失统治权,贵族不再参与政治生活,因而不接近和联络其他阶层,日渐与其他阶层脱离。在与其他社会阶层处于同等地位的国王子民后,他们用来维护优越性的唯一方式是捍卫自身特权,因此便主动将自己与其他阶层相切割、区分,使自身变成封闭的“种姓”。其次,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地位在上升,他们要么购买官职以加入官僚阶层、争取官职特权,要么购买贵族头衔以加入新的贵族阶层。再次,获得了小土地产权并因之具有独立与自由意识的农民,则被其他阶层所抛弃,生活在社会不公和压迫之下。“社会的进步使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村人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1 ]由此,在旧制度下,社会各阶层处于相互怨恨、人人不满的状态,而在这种紧张关系中产生的嫉妒、暴戾与骚动情绪则是革命激进情绪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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