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长征中确立巩固领导地位四次政治局会议

更新时间:2024-02-08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一、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选举为常委,并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同时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就《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该《决议》首先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其基本上是错误的,并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理由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其次,《决议》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理由上犯了原则错误。最后,《决议》重新肯定了以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会议赋予周恩来在军事方面拥有最高决策权,但在军事方针和作战战略上选择了的方案,事实上确立了对红军的领导地位。
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之后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并写进了1945年4月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理由的决议》:“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同志为首的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作用的转变。”遵义会议的地位从此有了历史定论。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理由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一九三五年一月党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同志在红军和党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又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二、扎西会议

根据遵义会议决定,1935年1月19日,红军兵分三路,离开遵义向北转移。20日,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准备在四川沪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北上的红军部队到达赤水河以东地区,在28日的土城战斗中失利。由于的提议,经过紧急会议决定撤出战斗,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西向云南扎西附近集中。至此,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确定的红军北渡长江计划受挫。
1935年2月3日到2月6日,红军先后到达云南扎西地区(人称“鸡鸣三省”地区)。2月5日到9日于威信县境内3个不同地点接连举行政治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又称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留下来的文件和记录很少,内容大致有四项。其中两项是遵义会议提出而未完成的工作:一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工作,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二是讨论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三项内容是根据敌情变化,转变了遵义会议关于渡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决定回兵遵义地区,以川滇黔边境作为新的发展地区;第四项内容是决定对部队进行精简缩编,并对留在苏区的红军的战略方针和湘鄂川黔苏区的工作进行了首次研究部署。
扎西会议最大的变动在于博古交出了总书记的权力。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一个月后,也就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指博古)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在《党的历史教训》的讲话中也有类似的叙述。
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当时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但由于张闻天主要负责的是党政工作,而实战经验丰富的自然就成为辅佐他的军事指挥了,因此张闻天的任职“保证了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三、陈福村会议

1935年3月4日,前敌司令部成立,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尽管周恩来仍是规定的最后决策者,但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份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3月10日,在狗坝(今苟坝)出席负责人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会上多数同志与意见相左,当晚,倡议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11日,再次举行负责人会议,又一次说服与会者放弃攻打计划。中革军委即向红

一、三军团发出关于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3月15日鲁班场战役打响,红军强行攻击与自己实力基本相等的守敌,激战一天后失利,不得不再次调头西撤。第三次渡过赤水后,进驻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此时红军两次试图建立根据地未成,桐遵战役与鲁班场战役严重失利,敌军又正在合围,下一步何去何从将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就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政治局举行了陈福村会议。
在这之前,曾找到张闻天,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提议成立新“三人团”(周恩来、、王稼祥)来全权指挥军事,得到了张闻天的赞成。这个新的三人团在陈福村会议上得到了确立,从而也使重新成为军事总指挥之一。

四、毛儿盖会议

陈福村会议后,在新三人团的指导下重新选择了作战计划,取得了“四渡赤水”战斗的胜利,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甩掉了数十万敌军的重围,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这期间还召开过好几次政治局会议,包括5月12日的会理会议、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7月21日至22日的芦花会议和8月3日至6日的沙窝会议。沙窝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理由。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 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 》,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根据地是当前的历史任务。同时,这次会议也公开暴露了张国焘与党的政治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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