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呼兰河传》中萧红回归心理发掘

更新时间:2024-04-13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本文主要以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为研究基础,根据萧红所成长的童年生活环境、成年后的现实存活困境以及对故土的难以割舍的矛盾感情等方面去发掘和具体阐释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体现出的个人的回归心理。
关键词: 精神自由;回归
《呼兰河传》是作家萧红个人抒写意味最为凝重的一部作品。她之所以要写这样一部小说,一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她经历了长久的病痛折磨,而且饱受了感情的孤苦无依与生活的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可以说是背负了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磨难。所以她迫切需要用一部自传体小说来安慰自己疲惫的心灵。二是9.18事变之后,东北人民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剧。深为东北作家的她开始深切怀念、悼念故乡,被压迫、杀害的父老兄弟姐妹,对国家的热爱与责任感充盈于整个心中,对曾经故土的留恋在此时显得如此突出。在这两个方面的心理共同作用下,让萧红内心中产生了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对故土的“回归”渴望。
依林语堂之言,对故土的眷恋和忠诚,多半体现为对儿时感官欢乐的留恋。这种留恋似在《呼兰河传》中尤为明显。《呼兰河传》中处处充满了童趣的语言,纯真的童年生活场景。这些对童年回忆的具体化的描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萧红。在萧红心中,故乡呼兰河至少是具备童年的她成长所需要的物质与精神要素,特别是精神要素的存在,是她回归心理滋生所不可或缺的土壤。对童年的爱与怨的交织,成为了她虽身离开呼兰河,但心却永远徘徊在呼兰河外的一个重要理由。
在“寂寞”中悄然长大的萧红,同其他许多现代女性一样,对旧家庭、旧社会的反抗也是从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开始的。为了逃脱中国传统女性被束缚的命运,为了寻求另外一块温暖与爱的家园,萧红义无返顾地冲出家门。“尽管她不算困难地走出了“父亲的家”,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走出父权社会男性中心及其意识形态的阴影。”[1]然而,作为具有深重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本就给予女性极小的个人存活与发展空间,所以萧红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也是很有限的。尽管这样,看到中国遭受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的萧红,依然勇敢地承担起一名作家的重任,用手中的笔贬斥黑暗,歌颂光明,力图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实现自身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作用。
萧红一度是矛盾的,她所渴求的自由和理想,也是她深深恐惧的;她想回去的家园,也是她曾坚决抵制的。她一直在寻找适合她停留的家,她很想把呼兰河作为她永远蛰居的家,但是,这个存在于现实中的“家”却始终无法给她带来真正作用上的安稳和温暖。但是当这个现实中的“家”遭到外敌侵略与无端践踏而消失后,她发现她是真的再也无法 “回归”了。
1.在故土外找寻精神自由
作为接受过新思想的新女性,童年的她看尽了呼兰河的人事悲喜,所以向往外界的自由和解放。她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写道“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2]萧红刚开始,是为了这份“温暖”和“爱”而逃离了故土。但是逃离不代表可以永远抛弃。呼兰河是童年萧红自我成熟过程和进行自我游戏的场所,“游戏的内容,总是儿童企图加以重复和掌握或予以否定和拒绝的生活经验。游戏本身包含着自我治疗和自我教育的过程,可以弥补生活经验中的挫折和失败,从而医治人格发展中固有的偶发的创伤。”[3]萧红通过自我游戏的方式,进行着最早的个人的自我疗伤和自我教育。在后花园里和祖父一起的嬉戏让她认识到自然的美好和亲情的可贵(自我疗伤);储物仓的陈物让她感受到求知的乐趣和找到自我定位的满足(自我教育)。记忆中的故乡成了她所保留的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
《呼兰河传》中到处充满了封锁的影子,封锁的小城,封锁的家,封锁的童年,这种精神的折磨令萧红感到深恶痛绝,甚至是对亲情的心灰意冷。她认为如果自己不从心理上得到真正的解脱和成长,不能真正的和故土的旧式生活“断奶”,被生活所累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年轻的她选择在故土之外寻找属于自己存活的精神家园,逃离出这份令童年的她窒息的“封锁”。她为了追求精神自由,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自由的路上,就像荆棘鸟一样,她始终脚踩着荆棘,不惜把自己钉在最尖最长的刺上,认为只有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达到尽善的境界。但是,历经风雨之后,成年的她才明白,外界也是一个比例放大了的更为封闭的空间,与其相比,呼兰河的封闭对她所造成的伤害要小的多。不可否认,能够这样执著于个人的追寻,萧红是坚强果敢的,毕竟她从未因对现实的失望而失去自持自立的信心;但同时,她也不是一个复杂且世故的女人,不然她也不会因生活的漂泊而丧失自身的幸福感。同样身为女性的丁玲看到了萧红内心的这个症结,所以她曾鼓励萧红能融入到延安“红色”的包围里,得到女性身心的完全解放,充分发挥自身的才华,走出现实的压迫,达到另一种作用上的“自由”。毕竟,“人的幸福和满足并不取决于食品、衣物和住房,而主要取决于人们内心的追求和渴望。……人们内心的、心灵的富足感不可能来自外部生活,而仅仅只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内心。”[4]为了精神上的自由,她必须义无返顾的走出故土;而踏出这一步,她就不可能回头。等到她明白,其实真正的自由其实是在自己心中,而并不是一个实际的物化空间时,现实的故土早已是物是人非,再难以寻觅曾经的气息。《呼兰河传》中的童年,只是在笔下存在着,故土外的精神家园,却依然没有找到。虽然在《呼兰河传》中,她这个无助的小女孩,从身边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悲惨命运中看到了自由的可贵。只有自由可以让自己活得有尊严,让自己摆脱悲剧的结局。但是,显然这个选择让她在战争年代失去了可以真正回归的现实的“家”。
2.冲破心理矛盾的回归
萧红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受伤害、被遗弃的过程,尽管她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地主家庭,可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为她提供一个相应的富足的精神家园。她是在可疑的、阴冷的家庭中长大起来的,被侮辱与损害的恶境中孤零地挣扎过来的。这个现实的故土对她的心灵的伤害其实和她在离开故土后所承担的痛苦是无异的。但是,早期的萧红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正是由于这种心理距离,使萧红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逐步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得以看清和洞察自己身边有限的变化,了解苦痛的真谛。虽然仍然在现实的不幸中挣扎,但是至少对于自己,她还是清楚的,她仍然在努力地为自己保留独有的心理空间。这种与现实适度的心理距离不但为萧红提供了一种“思索的时间”,而且也为她提供了一个与她自己的情感熟习的时间。从而能够使她在《呼兰河传》中达到童年的苦痛与成年的苦痛的“殊途同归”,真正冲破长久困扰自身的心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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