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马寅初；20世纪30年代；工农立国之争；工农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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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晚清时期已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缓慢历程，但进展并不顺利。除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纷扰及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掀起的反工业化浪潮的影响。直到民国时期仍然面临着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到底是走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道路还是继续走工业化道路。如果继续工业化，又应如何处理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之间的关系？20世纪20—40年代，思想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衡以时间和规模，尤其是论点的丰富和交锋程度，30年代的工农立国之争堪称其中的典型。这场论争学界已有研究，不过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具体观点的辨析上，且以声势较大的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和农村工业派为主。而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工农并重派的思想主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①本文试图对马寅初在这场论争中的立场、观点及其理由做些梳理和分析，并得出几点启示。
一、20世纪30年代工农立国之争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的工农立国之争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世界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和日本加紧侵略中国这个特殊历史背景下，为谋求中国经济独立摘自：毕业论文范例www.808so.com自主，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基础，权衡工业与农业孰轻孰重而展开的一场学术讨论。论争兴起于30年代初，全面抗战爆发后，论争归于沉寂。
在这场争论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派别：
一是以农立国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梁漱溟认为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已经过时，苏俄的计划经济道路政治条件要求太高，中国有农业的基础和土地条件等优势，所以他主张乡村自救。1931年6月，他在山东邹平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积极开展乡村建设活动。晏阳初、高践四等人对此表示大力支持。不难看出，以农立国派所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的特殊国情。
二是以工立国派。乡村建设运动的蓬勃发展之际，吴景超率先表达了不同的观感。1934年11月他在《我们没有岐路》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很低，虽然工业化有诸多弊端，但我们不可“因噎废食”；虽然有帝国主义的压迫，但我们不可“畏难退缩”。中国应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这种论断很快得到了陈序经、贺岳僧的响应。陈序经从文化层面着手，认为“新的文化的创造，与其说是依赖于乡村，不如说依赖于都市。”②贺岳僧表示相信，中国需要的“是推广优良的生产技术于一切生产事业，不是保守主义的复兴农村计划。”③面对以工立国者的质疑，以农立国者展开反驳，如姚溥荪撰文指出，复兴农村“不独可以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帮助工业化；且还可以消弭匪患，澄平政治；似为治本之要图。”所以“与其高唱中国工业化，盍若稍尽棉薄致力于乡村建设。”④梁漱溟则继续坚持自己的判断：“中国根干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⑤继续宣讲乡村建设理论。对此，陈序经再次撰文批评：“乡村建设运动，在名词上虽是很新颖，在理论上却有了多少复古的趋向。”⑥可见，以工立国派所看重的是工业化这一经济发展潮流。
三是农村工业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郑林庄。客观而言，郑林庄其实是赞同吴景超的工业化主张的，因为他指出“中国既然被卷进了世界潮流的漩涡里去，就是我们不去自动地工业化，终究也会被动地受人给工业化了。”但同时他又强调，中国经济还不是自主的，民众也缺乏科学意识，所以并不具备发展都市工业的条件。为达成工业化目标，“应该在农业上想工业化的办法”，发展小规模的农村工业。农村工业“是在每个农家里，或乡村工厂中，集家人或乡民来共同进行的，是不需要大量的资本的，而且是注重在过剩劳力利用的。”⑦较之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这种主张显然已有所超越，不再将农业与工业视为对立的两极。郑林庄的农村工业思路得到了方显廷等人的支持，但青年经济学者张培刚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把农村工业当为中国经济建设的路径，不但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⑧可行的应是工业化道路。
四是工农并重派，这一派的学人大都注意到工农之间的内在联系。如王子建认为经济建设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农业与工业同样重要；⑨曾克熙指出，农村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不兴，工业不兴，所以农业不振。“工业者靠着农业者供给它们以食料和原料，而它们则以种种的工业品供给与农业者，和农业者交换。农业者便靠着工业者供给它们以种种的工业品而提供其农产物。”农业与工业，既分工又合作，结果就是产品丰富。“农工当相依为命，必求其同时并进。”⑩李柔远认为，工业与农业“合则共荣，分则两败。”B11工农浑然一体，不仅事实上分不开，而且讨论时亦不能分开。重工或者重农，皆非立国的大道。
二、马寅初的工农并重主张
“欲解决农民生活问题，只有一面复兴农村，提倡工业，使一部分之农民得在工业上谋生活。一面开垦荒地，增加每户农家享有之亩数，以维持其生活，且重农亦必须重工，否则农产品在工业上之需要，不能增加。而重工亦必须重农，否则工业品在农村中之销路，不能推广。故农与工两者相依为命，不可偏重。”B12在这里，马寅初明确回答了农业与工业孰重孰轻的问题，表达了工农并重的思想主张。马寅初之所以主张工农并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其一，工业与农业密不可分。马寅初注意到农业与工业在原料和市场方面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果忽视这种联系，单纯重工或者重农，就会有诸多条件限制。1936年5月他在浙江嵊县发表演讲时指出，糖、油、布、丝绸和面粉等工业产品，多数要销往农村，工业原料也得从农村中来，这是工业依靠农业。如果没有工厂，那么农民的甘蔗、棉花、蚕丝、麦子等原料就没有销路，这是农业依靠工业。“工与农如‘四海之内皆兄弟’，自应同时进行，不可偏颇。”假如说重工是对的，但中国却不能多设工厂，因为工厂是要保护的，而“加税又不可能，侵略国不但把运货进来，并且连工厂也搬到中国来，反使根本收不到税。不许他设工厂吗？通商口岸是有条约订定了的，是《中日马关条约》订立，外人在华可以设厂，所以重工有不平等条约的障碍。”假如说重农是对的，可是农村经济破产以后，金融界不再贷款给农民，为寻找出路而将大量资金集中于上海，从事公债、地产和标金等投机活动。“现在要把上海的再搬回到农村里来，只有投资内地的办法。但是法币政策实行以来，资本家不愿投资，情愿存于外国银行。”他还进一步假定上海的游资可以搬回农村，借给农民合作社。可是，“现在有好多合作社，借钱的时候，是合作，还钱的时候，乱七八糟。用亏了，大家不负责，不合作了。”B13所以，重农有资金短缺和合作社组织健全问题。 摘自：毕业论文格式下载www.808so.com
第二，中国工业化决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马寅初留学美国时原本也是主张中国走工业化道路的，回国后一度大力引进和宣讲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但很快注意到中国是一个人口百分之八十五都是农民的农业大国，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决不可照搬西方的理论，解决中国问题应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20世纪30年代他又指出只有重工才能让国家富起来，但在中国重工的同时还必须重农，工农必须并重。马寅初的这种转变告诉我们，虽然工业化有学理支撑，但中国决不可简单重复西方国家通过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老路，必须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尽可能缩小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新路。
第三，工业现代化要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这是由经济发展潮流和中国现实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工业现代化无疑是经济发展潮流，但其发展离不开农业现代化。20世纪30年代，马寅初已指出农业与工业在原料和市场方面有着割舍不断的密切联系，工农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这就告诉我们工业与农业是一个整体，忽视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可取的。当前，中国面临的是世界经济不景气、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货物战和货币战不断、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等现实经济环境。要想推动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拓展国内市场，因为拓展国内市场有赖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增加。所以我们在建设工业现代化的同时，还必须大力促进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并且通过制定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让农民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尽快富裕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工业现代化既无以支撑也将无法持续发展，并最终将影响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
注释
①当前已有学人注意到马寅初的工农并重主张，如朱磊：《试论马寅初的中国经济现代化思想》，《财经论坛》1996年第6期；孙大权：《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等，但都没有将其与民国时期的工农立国之争联系起来观察。
②陈序经：《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独立评论》第126号（1934年11月）。
③贺岳僧：《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应走的路》，《独立评论》第131号（1934年12月）。
④姚溥荪：《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独立评论》第137号（1935年1月）。
⑤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1935年6月1日）。
⑥陈序经：《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独立评论》第199号（1936年5月）。
⑦郑林庄：《我们可走第三条路》，《独立评论》第137号（1935年1月）。
⑧张培刚：《第三条路走得通吗？》，《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2月）。
⑨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黄山书社，2008年，第830—831页。
⑩曾克熙：《农业与工业孰为重要》，《湖南大学季刊》第2卷第4期（1936年11月）。
B11李柔远：《中国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更生》创刊号（1937年1月15日）。
B12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9页。
B13B14B18《马寅初全集》第9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2—204、368—370、194—195页。
B15马寅初：《中国之新金融政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1页。
B16《马寅初全集》第7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5—466页。
B17马寅初：《发展农工与集中力量》，《银行周报》第18卷第50期（1934年12月25日）。
B19《马寅初全集》第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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