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王造时；20世纪30年代；费边社会主义；述论
作者简介：刘是今，湖南女子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 长沙 410004）
王造时，江西安福人，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人士。王造时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他曾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但是在1930年代，王造时堪称是当时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其极富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张，为当时的知识界所瞩目。对这一时期王造时的思想进行勾勒和梳理，可以丰富我们对费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也能为研究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新的内容。
一、从《新月》到《主张与批评》
费边社会主义，又称费边主义，是19世纪后期产生于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派别。作为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意识，费边社会主义反对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主张运用和平的手段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最终实现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其温和渐进的特点，赢得了中国“稳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欢迎和追捧。正如后来胡适所谈到的那样：“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1 ] （2374）。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前往费边社会主义的大本营——英国，学习、研究费边社会主义。王造时正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典型代表。1929年，王造时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前往英国，进入了伦敦经济学院，作为研究员师从当时费边社最有名望的理论家——拉斯基。在随后的一年中，王造时根据费边社会主义理论，英国工党发展的历史以及英国的议会制度，总结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他对这套办法信心十足，“可以用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主义共和国，同时实施所谓‘渐进的社会主义’。”[2 ] （80）
1930年5月，踌躇满志的王造时离开伦敦回国。当时，国内已有一些知识分子团体开始研究和宣传费边社会主义，其中首推胡适、罗隆基、潘光旦、徐志摩、梁实秋、陈源等人在上海组织的“平社”。他们以《新月》杂志为中心，以聚会讨论为形式，研究费边主义的理论，探求改造中国的自由主义方案。回国后的王造时，作为潜心研究费边社会主义的政治学博士，很自然地被邀请加入，并成为了“平社”后期的骨干和《新月》杂志的一员猛将，“这一年（1931年），最为犀利的政论俱出自罗隆基与王造时之手。”[3 ]
但好景不长，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平社内部的意见分歧日益加剧。1932年初“平社”悄然解散，《新月》杂志也不再谈政治。这个平台的丧失，对于立志回国后“谈政治、发议论”[2 ] （81）的王造时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恢复“平社”无望的情况下，王造时于1932年11月与清华校友彭文应、潘大逵、徐敦璋等人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重树费边社会主义的大旗，系统宣扬自己的主张。但该刊两个月后即被当局查封。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1933年2月王造时等人创办了第二个刊物——《自由言论》半月刊，“继续说我们应该说，并且不能不说的话。”[4 ]。
吸取“平社”由于意见分歧导致解散的教训，王造时对《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杂志的宣传主旨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主张与批评》第一期的卷首，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我们的主张》：（1）“主张实现独立统一的国家”；（2）“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3）“建设法治的政府”；（4）“提倡科学的文化”。在卷尾的投稿简章中，明确提出“本刊欢迎投稿，但须与本刊的根本主张（见本刊第一期）大体相合。”[5 ]
在《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两个刊物里，王造时和他的同仁大量著文，全面提出了用费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国的思想和主张。由于在当时还没有哪一个刊物如此明确、系统地宣传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因而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回国不久的王造时也因此声名鹊起，“王博士”之名不仅为文化界所熟悉，也为地方军阀、国共双方所知晓。后人也将这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体称之为“主张与批评派”。[6 ]
二、王造时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20世纪30年代初，是中国思想界极为活跃的一个时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共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在探寻中国的前途，都在谋求中国的出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公平与效率，与，成为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最为热点的话题。作为当时思想界名人的王造时却很少卷入与他人的争论。在他看来，或许根本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中国的问题不是靠修修补补，敲敲打打能解决的，需要有一个整体的、全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费边社会主义。1. 平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平等一直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内容之一，也是一切社会主义流派的共同诉求。作为费边社会主义信奉者的王造时，平等自然成为他改造社会的根本目标和理论归宿。
王造时认为，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这种平等不仅包括经济平等，也应包括政治平等。两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因为：“政治上的不源于：毕业论文致谢词www.808so.com
平等促成经济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又促成政治上的不平等。”[7 ]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正是利用经济上的势力，同时拥有了政治上的特权，即便是号称典范的美国实际上也是不的。“美国的政治给了人民以政治上的平等，但是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它的政治和法治容易变为虚伪的东西。”[2 ] （78）
对于苏俄式的共产主义，王造时在一定程度上抱有赞赏和同情的态度。他认为，俄国的十月革命堪比法国大革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他看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确立了政治平等的原则，“1917年的俄国大革命已确立了经济平等的原则。”“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在苏俄比较在别的国家，是有相当保证”，“这比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得多”。[8 ]尽管苏俄共产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很大的合理性，但王造时仍然毫不含糊地表示“在理想上我们还不能举手赞成”。[8 ]因为“苏联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一个党的，不符合全民政治的原则，造成了人民在政治上的不平等。”[2 ] （76-77）“我们固然要社会主义的经济，我们还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固然要根据大众利益来实行的统治经济，我们还要我们人民自己来参加施行的统治经济；总而言之，我们不但要求民有民享，我们还要求民治。”[9 ]总之，在王造时眼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是我到英国去留学并研究费边社会主义的原因。”[2 ] （76-77）而后来《主张与批评》杂志的发刊词——《我们的主张》一文，可以看出此时的王造时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一方面“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将一切的生产工具、土地、富源最后归国家所有，由国家全权支配，通盘计划，建设全民共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建设法治的政府”，“凡国民，不分性别，皆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与义务”，“人民在法律上，应一律平等，不应有超法律的个人、团体或阶级”。[9 ]
2. 改良——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
在费边社会主义理论里，是一个核心概念，是自由、平等原则的综合体现，也是自由、平等原则得以实现的手段。它不仅指一种国家政治生活的组织形式，而且也包括社会经济的组织形式，因此，社会主义的简单表述就是政治加经济。但对英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主要是把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形成的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社会经济领域。因此，在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实现源于：毕业论文理工www.808so.com
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经济；或者说，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经济平等。
而如何实现经济平等或者经济，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弊病，对于不同道路的选择，成了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与苏俄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费边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不是领导人民打碎旧的机器，正好相反，是在现存国家制度框架内，“劝说人民更为合理地利用他们已经获得的权力”。[10 ] （249）这一思想深得王造时的赞赏。
王造时指出，理想的实现，“不外两条路径：一是改良，一是革命。改良不用武力，革命非用武力不可。”他对革命是抱有很深的成见的。在他看来，手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比目标本身更为重要。革命的和残暴，决定了它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个不得已的悲剧！”只是“一个无可逃避的罪恶！”[11 ] （47）而这种悲剧和罪恶是原本不必发生的。因为就实现人类平等而言，通过改良同样也可以做到。而这样一条改良道路，就是费边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随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及，权利的扩大；……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从而社会正义感即所谓社会良心的扩大，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合法斗争和议会道路，逐渐实现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改革，以至于最后取得政权。”[2 ] （98）而2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工党的几次上台执政就是这条道路可行性的最好证明。
1918年以前，英国工党在英国的政坛上并没有多少分量可言，但此后在费边主义的指导下，成为现代新型政党并迅速崛起。1923年、1929年工党两次赢得大选，两次建立工党政府。英国工党的执政对王造时的影响很大，在他看来，工党的成功推翻了社会主义的实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论断，证明了在现有体制内完全可以通过改良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王造时后来在自述中曾提到：“英国工党发展的历史亦使我对议会道路发生了幻想。”[2 ] （78）因此，工人阶级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斗争，一步步逼迫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从而以不流血的形式实现社会主义。既然社会主义的目标有和平实现的可能，那么在和平未到绝望之时，不可轻言革命。正因为如此，王造时明确表示：“我是主张先用和平方法的。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走通，我是反对革命的。”“政治上，若有别的办法，我是不赞成武力的。”[11 ] （53）
3. 统制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
传统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职能是国家的唯一职能，主张“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让许多学者开始重新反思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他们指出，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无所作为，而应该积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英国费边社主要的政治理论家，无论是先期的韦伯还是以后的拉斯基，都主张政府对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干预，正是他们的思想，为国家干预经济和福利国家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深受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王造时全盘接受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要实现社会的平等，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实现政治的前提下，国家的权力源自于人民，国家已经成为“全体国民的国家”，“全体国民共存共荣的团体”。这种高度的一致性，使国家成为“人类谋求幸福的手段”，“国家已不复是个人主义者所谓‘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已成为‘积极的善’（Positive Good）”。[8 ]
既然国家与个人在利益上是一致的，那么“十八世纪末期一般政治思想小视国家与政府的功用，主张放任政策的见解，已不适于现代社会的生活”。[8 ]而“资本主义最大的毛病，就是国家对于生产事业，毫无管理，完全放任，让私人去自由进行。”因此，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贫富差距悬殊的现状，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干预经济。“因此，如果要为大多数民众谋幸福，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换言之，生产工具，不但须由国家计划，并且须由公共所有；不是从少数的利益着想，乃是从大众的利益出发；不是消极地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乃是积极地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9 ]
而如何实现国有化，对于王造时而言，国有化既是目标，同时也是一个过程。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这一渐进过程，王造时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设计。“全国工商企业应分为下列三类：（甲）国家所有，国家经营；（乙）公私共有，公私共营；（丙）私人所有，私人经营，国家监督。农业也分为三类：（甲）国营农场；（乙）集体农场；（丙）个体农场。随着国家机构的健全，……经过科学调查研究，逐步地由（丙）类上升到（乙）类，再升到（甲）类，以达到一切工商业和农业都归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即为社会主义的全面实现。”[2 ] （79）
三、王造时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
3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当时思想界的一股热潮，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刊物以及文化名人，没有不谈几句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前途似乎成了整个社会的共识。费边社会主义作为其中重要的一个流派，为广大中间知识分子所接受和推崇。而30年代初期的王造时堪称其中最为忠实的宣传者和最为热情的鼓动者，他从头至尾也一直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必须看到，他所宣传的社会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有着质的区别的。在王造时看来，社会主义与生产力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社会主义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可以实现，在落后的中国也可能而且有必要实现。任何社会只要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严重的不公正，那么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是对这种社会的修正。正是出于人道的关怀，出于对人的价值实现和发展的强调，他主张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方式上，他是反对革命的。在他看来，“社会正义感即所谓社会良心”[2 ] （98）才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他相信统治者与普通群众一样，他们都追求着人类的正义。因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能对话沟通并达成共识的。革命并非最佳、也非唯一的手段，劝告统治者，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合理且代价最小的途径。王造时的这些特点，即从道德关系来理解社会主义，赞成改革但反对革命，表明他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
但必须看到，王造时尽管是自由主义者，但在他身上却表现出了一种传统自由主义者所少有的偏执与激进，以至于当时的舆论界时不时把他与相提并论。之所以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这正好反映出传统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或者说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歧，也可以看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蜕变。对于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而言，平等与自由是他们所共同追求的两个基本价值，但在两者的排序上，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存在明显的不同。古典自由主义以取消限制和限定作为其首要的奋斗目标；新自由主义则关心实现经济收入的更公平的分配和更大的社会公正。对自由或平等的侧重，使古典自由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美国现代政治学家约翰·凯克斯指出：“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是平等主义者，但其程度也许多少有些不同。自由主义者越是倾向于平等主义，他们就越靠近左翼的社会主义；他们越是不倾向于平等主义，他们就越向右翼的保守主义靠近”[12 ] （116）
对于王造时而言，在自由与平等的排序问题上，平等明显是置于更优先的地位。而正是对平等的强调，使他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左翼。也正是对平等的追求，使他天然的与共产主义产生一种内在的倾向。毕竟费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他们之间的最大分歧只是实现理想的途径的分歧，即到底是革命还是改良的分歧。而改良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决定了王造时与的亲疏远近。如果在政治开明，有轨可循的社会，这种分歧也许会让他与拉大距离，以至彻底决裂。但在国民党统治下，残酷的现实决定了王造时的设想缺乏改良的空间和机会。
1934年1月，王造时创办的第二个刊物——《自由言论》被查禁，王造时本人也被南京政府当局视为危险分子，一度被列入蓝衣社的名单。残酷的现实让他对改良的热心与逐渐消退，失望之余的王造时只有无奈地哀叹：“这年头，实在不能有一计划，有计划也恐将等于空中楼阁。”[13 ] （192）。也正是国民党的顽固，导致王造时在政治立场上逐渐左倾，王造时后来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在这时期（救国会成立前——作者注），我是旧主义者，认为中国的主义应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领导。结果是到处碰壁，一无所成。在这个问题上，我摸索了16年，救国会运动开始之后，我才初步转变为新主义者，基本上接受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和领导，并参加了广大的群众斗争运动。”[2 ] （87）也几乎从这个时候起，王造时很少再谈费边社会主义，很少再发表相关的文章。此后的王造时已偃旗息鼓，锋芒不再，在思想界逐渐归于沉寂。
参考文献：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台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
叶永烈.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3] 姜义华.论平社昙花一现的自由主义运动[J].江海学刊，1998，（1）：127-136.
[4] 王造时.开宗明义第一[J].自由言论，1933，（1）：1.
[5] 王造时.我们的根本主张[J].主张与批评，1932，（1）：6.
[6] 刘是今.一个鲜为人知的费边社会主义宣传团体——主张与批评派初探（上）[J].广西社会科学，2007，（12）：95-98.
[7] 王造时.对内的平等[J].自由言论，1933，（5）：7-9.
[8] 王造时.对国家的认识——我的自供[J].主张与批评，1932，（2）：22-24.
[9] 王造时.实行统制经济的先决条件[J].自由言论，1933，（16）：5-7.
[10]源于：论文开题报告www.808so.com
[英]萧伯纳.关于费边社政策的报告.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辑[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1]王造时.我们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荒谬集[M].自由言论出版社，1935.
[12][美]约翰.凯克斯.反对自由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3]刘仰东.梦想的中国：三十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M].西苑出版社，1998.
（责任编校：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