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生态移民；位育；文化；冲突；整合
1007-5194（2012）05-0121-04
生态移民通过把生活在贫困地区或生态地位重要地区的人员搬迁到适宜人类生活的地区，通过人口合理分布，重新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一种策略和行为。生态移民会使人们世代生活的环境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生活环境的改变又必然导致既有文化的变迁。本文主要研究由这种变化所引发的诸多文化现象以及借此而衍生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等诸问题。
一、文化是对环境的位育
从本质上讲，文化就是特定的人类群体在社会实践行为过程中主观意识的状况和水平的群体性反映样态。从外延看，可划分为认知文化、规范文化和物态文化三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的文化，都是特定的人类群体对他所处的环境的一种位育。“位育是指人和自然的相互迁就达到生活的目的。”位育是手段，生活才是目的。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首先是自然环境，特定的人类群体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产生活，在此基础之上结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复杂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构成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就是在特定群体对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认识、适应的过程中产生的。环境的多样，也就产生多样的文化，形成文化多棱镜，异彩纷呈。比如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海洋文化等等。文化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的深入程度，而且也是对人类自身发展状况及实践能力水平的反映。文化与环境的密切关联（即位育原理）可以从生态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找到依据。生态人类学是人类文化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指“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关系的学科”。生态人类学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西方的“环境决定论”思想。因此，生态人类学在发展过程相继出现的环境可能主义、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主义以及生态系统途径学说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环境决定论”的影子，在实质意义上，“仍然是不同表现形式的环境决定论源于：论文写法www.808so.com
”。如：文化生态学的开创者斯图尔德指出：具体的环境模塑特定的文化特征。文化唯物主义者哈里斯认为：“在与环境有关的物质条件的范围内，所有的文化特征都具有生态意义。”尽管生态人类学没有完全摆脱环境决定论，但却使人们认识到：“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领域，它们相互定义对方；两者处于辩证的相互作用之中。”
文化是群体意识的反应样态，属于意识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存在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这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们以劳动（社会实践）为，不断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意识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的作用，也有社会因素的作用。社会存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环境”，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二者交织在一起构成文化的“位”，“位”就是安其所。人们目的在于遂其生，遂其生就是“育”。文化就是一种位育的结果。处境有变，已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就可能失去效用，同时需要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位育新的处境。
二、生态移民对文化传统的冲击
特定文化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环境。生态移民改变了迁移主体的生存环境，从而使其传统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迁移主体的传统文化习惯随之发生了重大或彻底的改变。这种文化变迁的过程同样是漫长而艰难的，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存在文化差异、文化堕距和文化消失的现象，迁移主体的文化心理的失落感，会导致某种反抗或者逃离，影响生态移民的效果，成为生态移民的阻力。首先，文化差异。生态移民安置主要是建立移民新村集中安置或者是直接迁移到城镇安置，表现为社区组合、社区嵌入，形成新的社区集合形式。不同社区的居民在新组合的社区共同生活，表现出诸多方面的差异性，包括民族、文化、职业、行为和素质等等方面。这些差异会影响到移民间的日常交往，如果彼此差异大，认同度低，就可能导致社区冲突。而这些差异中，文化差异间的认可与适应是更为漫长艰辛的，比一般的适应更复杂。因此，也是社区冲突非常重要的根源。而当代中国的生态移民重点在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各个少数民族在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个性特色非常鲜明的民族文化。生态移民安置更多地表现为向主流社会的现代文明靠拢。因此，这种文化的差异可能更大更明显，移民之间相互认可与适应的困难也更大。内蒙古草原生态移民工程中，许许多多的世代在草原上生活的草原文化的实际承载者转移搬迁，使他们更多地远离与游牧文明相连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从事与现代文明特别是城市文明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的差异非常明显，适应更加困难。内蒙古阿拉善盟党校的杨牡丹撰文指出：“世世代代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牧民如今成为生态移民被搬迁转移到某个移民点集中居住，并从事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产和生活，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陌生的，并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不知所措。这并不是现在的人们习惯讲的‘转变观念’这么简单，适应新的环境并接受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生产方式、另一种生活习俗，需要一个过程，这过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是一两天，一两年就能完成的，而是要通过一两代人的艰苦努力才可能完成，并且以人们的认同心理为基础。目前，移民在新的居住地安定不下，出现高回流现象的背后就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同文化上的差异无法在短期内相溶所致。”这表现出一种对陌生文化的逃离，但也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文化的对抗，演变为现实的某种冲突，处理不善就可能导致民族问题，影响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其次，文化堕距。文化堕距是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亦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生态移民中的文化堕距主要是因为搬迁群众原来生存环境所致。生态移民的搬迁对象主要是生活在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以及地方病高发区的贫困人口，这些地区地处偏远，生态失衡，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基本不具备人类生存和发展条件。由于这些地区经济上非常贫困，社会发育很低，人们受到教育的程度较低，整体表现出文化素质不高。物质上的贫困导致了精神上的贫困，形成社区亚文化——贫困文化。教育水平低和封闭的环境制约着人们各个方面的发展能力。这本身就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形成很大的差距。当他们从这些贫困地区迁移到移民新村或城镇开始新生活时，必然存在文化堕距现象。迁移到移民新村从事农牧业的，文化堕距程度要弱一些，迁移到城镇从事非农牧业的文化堕距程度会强一些，很有可能产生“文化震惊”现象。如果在自身文化系统的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外界不切实际地强行介入，就会发生文化断裂，使体系内部的自我调适能力遭受破坏，从而，减缓了其文化适应的步伐。文化素质不高，不仅社会文化适应能力弱，而且也缺乏自我生存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此种情况下，就会产生浓厚的思乡情结，有些人就会返迁。陶格斯撰写的硕士论文中提供的调查表可以反映出移民的教育程度以及返迁情况的相关性。作者调查了18户农牧民家庭，其中留在呼和浩摘自：毕业论文翻译www.808so.com
特市移民点的14户，返迁镶黄旗的4户。留在呼和浩特市移民点的14户，仅拥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的8户，占57.14％；返迁的4户文化程度均为小学和初中，占100％。
再次，文化消失。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这成为文化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以此为基核，哈里斯认为：“所有的文化特征（包括技术、居住模型、宗教信仰与仪式）都是人类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文化是特定环境中的民族或族群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精神和物质的总和，是建立在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是区分民族、族群的重要标志。环境的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就意味着一定文化产生发展基础的改变，这种基础的改变就带来文化的变迁，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可能导致文化流失，甚至是文化的消失。生态移民改变了搬迁群众中的生存环境，从而使其传统文化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搬迁群众的传统文化习惯随之发生重大或彻底的改变。要么在和其他文化的接触碰撞中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要么就在沉默中消失。后者是我们不愿见到的。某一物种的消失会对整个自然界的生态系统造成潜在的威胁，同样，某种文化的消亡也将使人类社会的整个生态系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对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来说，这种损失会更巨大。
内蒙古草原生态移民把众多的牧民搬迁出世世代代生活的草原，从事舍饲圈养或半舍饲圈养，或者搬迁到城镇从事非牧产业。游牧变成了定居，剥离了蒙古族牧民与大草原的关系，草原游牧文化因为失去载体而受到巨大的冲击。蒙古族围绕草原游牧而生的诸如生产技能、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思想信念、文学艺术等等文化因子将因生态移民而发生质的改变，甚至消失。焦克源等人撰文指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三批‘人类口述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蒙古长调曾经广泛流传于阿拉善草原上的蒙古人群中，随着在雄浑辽阔的戈壁原野游牧生涯的结束，如今能熟练掌握和硕特、土尔扈特、喀尔喀以及科布尔4种流派原生态长调民歌技巧的非专业人士寥寥无几。”蒙古族长调因茫茫草原纵马驰骋而生，脱离了广袤草原，没了驰骋的骏马，长调的就失去意境。就像著名歌唱家拉苏荣所说：“长调是草原上的歌，是马背上的歌，离开草原是找不到长调感觉的，如果只有坐在沙发上的感觉，没有骑在马背上的感觉，是体会不到长调意境的。”“游牧业已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文化载体，一种文化符号，是游牧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其重要性不能仅仅以经济尺度来衡量，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更应受到关注。”生态移民过程中，必须注意像草原文化等异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否则，我们一味站在社会进化论的角度，“一味追求同一的结果就是文化冲突，甚至导致政府主导项目的失败。”
三、生态移民过程中的文化整合
生态移民的过程也是一种漫长而艰难的文化变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就会导致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移民群体之间的文化冲突，影响社区的团结和稳定；另外，在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可能使某种文化消失，如果是具有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的消失，将是人类社会的巨大损失。因此，必须加强文化整合，“文化整合是社区整合的深层次构造，通过文化整合，实现移民社区成员之间的观念整合、情感整合、意识整合，在求同存异中实现社区团结。”这样，既提高了移民的文化适应性，又保留了文化的多样性。首先，强化移民社区文化认同。尽管在实施生态移民的过程中，考虑到文化差异因素，尽量按照差异最小化的原则安置移民，但仍然有差异、有冲突。因此，必须在制度安排上增强不同群体间对各自文化的了解，强化移民社区的文化认同。一方面，加强对移民和原住居民的文化教育，让不同的移民群体、原住居民了解彼此的风俗习惯、文化特色，教导大家彼此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相学习和借鉴彼此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共同进步。另一方面，就是要搭建文化互动平台，帮助各移民群体可以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艺演出队，像蒙古族可以成立蒙古族歌舞表演队、马头琴演奏队等，利用节假日或生产赋闲时间演出，不同的移民群体、原住民演出队可以同场竞技或定期轮流表演，以此加深对各自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了解，增进彼此的沟通、交流、合作和友谊，增强彼此的文化认同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因为，艺术的交流与沟通是无需语言的，艺术就是最好的语言。另外，冲突可能在所难免，需要妥善处理不同移民文化之间、移民文化与安置区文化之间因文化差异引起的矛盾与冲突，莫让其演变成民族问题，影响民族团结的大局。
其次，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生态移民重点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移民改变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很有可能导致某一民族传统文化在迁移中消失，像草原游牧文化、狩猎文化等。如果真是这样，将对中国的文化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必须在生态移民过程中考虑保护传统文化，保留文化的多元化。谢元媛在考察内蒙古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时指出：保留多元文化形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詹姆斯·斯科特用关于森林树种多样性的观点来强调保留不同文化形态的重要性——“对于农民来说，单一树种的森林是一个灾难”，同样，对人类社会来说，单一的文化形态也是一个灾难。提倡保留多元文化，不是意味着将各种文化形态割裂，而是保持彼此之间的平等对话，这才是“综合发展”的真义。如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呢？一是建立移民文化保障机制。制定政策甚至是法律对移民的文化进行保护，防止其文化传统遭到破坏。各级政府部门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来保护认识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采取积极措施谋求社会的大力支持。例如，在规划时就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诸方面的因素，在建造住房时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和生活习惯；建造宗教活动场所，保障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及时调整行政管理体制，注意学校、文化、医疗机构及人员的合理配备，这些机构或单位应该保有适当比例的少数民族移民或公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民族博物馆、民俗村等。这样才能使移民克服心理上的“客家人”心态，逐渐形成对新社区自觉的认同。二是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按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生态移民过程中的民族文化变迁——整体的或部分的——在所难免，是消亡还是存活？这是个问题。费孝通先生为民族文化的存活指出了一条路——文化自觉。我们应该采取教育、制度等手段，促进生态移民的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的文化自觉，少数民族只有在对自己文化准确认知的基础上，才能确立自己在多元文化世界里的位置，并主动适应，与其他文化一起成长，取其精华，吸收融合，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局面。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责任编辑：梁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