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吕澎艺术世界 火车向前行驶

更新时间:2024-04-07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今天, 吕澎就像穿上了童话中那双“红舞鞋”, 被写作、教学、活动、讲演、会议以及数个展览的准备压得喘不过气来。“就像一个在行驶中的火车的司机,紧张得只能关注前方,而难以环顾路过的一个个美丽的景点。 ”
吕澎 策展人、艺术评论家。曾任《戏剧与电影》杂志社编辑、《艺术·市场》杂志执行主编;1992 年担任“广州双年展”艺术主持。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成都当代美术馆馆长。
文|木子舟 图|王旭华 录音整理|汤立维
通常情况下,吕澎都很忙。
忙到什么程度?夸张的时候,“一周有三个飞机来回”,而最近三个月的日程都是按天来安排的,说得具体点,就是明天飞扬州,当晚飞成都,后天和大后天见不同的政府官员,然后是上课,接着到苏州看场地,周日再飞银川, 参加一个美术馆的开馆仪式和会议;再来飞三亚,然后飞迪拜两天,阿姆斯特丹两天,巴黎两天,布拉格五天。这会儿已经到四月了,接下来又去深圳参加一个艺术馆的会议,然后回杭州的中国美院上课,最后带着一个展览再去巴黎
这种日子会让他厌倦吗?“早就厌倦了。”他侧身坐在北京单向街书店的小工作间里,接受采访之余,还时不时需要照顾到一旁手机的微信消息—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吕澎好像有些后悔,“不能老这样。但这就是我该做的,要去做的。”
这时已将近下午三点,距离他的增订版《20世纪中国艺术史》发布和沙龙讲座还有五分钟。在这场主题为“我们如何看待艺术—历史判断是艺术判断的基础”沙龙上,主持人许楠开场道:“今天,你们穿越重重雾霾来到书店,窗外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我们在屋内谈艺术、谈历史。我想,这就是我们面对无奈的现实时,为自己寻找到的一条小小的精神出路吧。”
至于吕澎,这位中国美术学院的副教授、成都当代美术馆的馆长、著名的艺术史学者、批评家和策展人,在回应许楠“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理由时说:“我认为,谈艺术就是谈我们的人生,谈我们自始至终的精神生活、现象和理由。”
朋友
其实,何止如此—谈艺术,曾经就是吕澎的生活本身,但如今想起来,仿佛已经是很遥远的光景。
那是一个有很多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时代。“除了上班,就是在家,没事就喝酒聚会,讨论最近有什么新的收获、读书的体会和感受。”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如果用密度来形容,80年代的时间利用密度只有10%。而现在的人是100%,即便一个人在工作室里,也得应对很多事情—今天的展览谁去,钱怎么解决,分工如何安排,准备资料和手续总的来说,那个时代从容,现在总是要赶,赶‘事儿’。”
1985年左右,吕澎认识的第一个艺术家是何多苓。“他是个名人,大家都想去认识他。那时有个风气,你在一个地方知道有这个人,就可以给他写信,说‘我想认识你,多多来往啊’之类的。”何多苓1948年生于成都,比吕澎年长八岁。1977年,何多苓进入四川美院学习油画,同年报考美术专业未果的吕澎进入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就读,到1982年从各自的学院毕业,吕澎进入《戏剧与电影》杂志社任编辑,而何多苓已经凭《春风已经苏醒》成为“伤痕美术”的代表画家。
在吕澎的印象里,何多苓“聪明而英俊”,他们在朋友的介绍下结识,后来又与周春芽、张晓刚等人交往频密。与何多苓一样,周春芽和张晓刚也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老三届”学生,都就读四川美院。同年级的学生中,还有罗中立、程丛林、高小华、杨千等人,其中,罗中立以《父亲》闻名于世,张晓刚日后以《大家庭》、《全家福》系列成为最受瞩目的当代艺术家之一,至于周春芽,这个版画系的毕业生后来画出 《石头》、《绿狗》、《桃花》系列,今天,据《2013胡润艺术榜》的统计,周以4.7亿元的总成交额,已成为中国“最贵的”在世艺术家。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艺术家圈子都显得和气且自由,对于吕澎来说,进入那个圈子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除了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等人,他后来又认识了画家叶永青、毛旭辉等人,“但是,我们的关系更多的是朋友关系,一块喝酒、打牌、聊天,很少认真谈及艺术的学术理由。涉及艺术的谈话总是在泛泛的聊天中随意两句,不像王广义、丁方、舒群、张培力这样的艺术家,与他们交谈总是让人紧张和累”。
1980年代末,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李路明希望吕澎写一部反映1979年以来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书。1989年4月,吕澎和周春芽去长沙玩,因而结识湖南美术出版社的负责人萧沛苍及邹建平—当然,他们也都是艺术家—并最终决定写《中国现代美术史》。1989年5月,吕澎和四川大学教授、《中国现代美术史》一书的合作者易丹从四川省国际贸易推动会那里搞来3000块钱,着手资料的收集,并开始拍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电视片。
第一站是重庆的四川美院。在那里,他们拍摄了张晓刚、王毅、叶永青、杨述、马一平等人;5月19日,飞往北京拍摄,几天之后又飞到长沙,拍摄李路明、邹建平、萧沛苍等人;5月30日抵达昆明,拍摄毛旭辉、潘德海、马云、陈恒吕澎记得,表现主义画家毛旭辉当时经济拮据,画画的条件很恶劣,只能从电影公司拿一些颜料和材料回家;以“苞米”系列出名的潘德海当时只是一所中学的美术老师,“画画的房间接近牢房,由于房子太黑暗,他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以表达对阳光的渴望”。
因为所在单位与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正就一部电视剧在打官司,吕澎得以经常去北京。他住在栗宪庭家里,并因此认识王广义。“老栗”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之父”,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推介居功甚伟,而王广义则被认为是中国“政治波普第一人”。1989年10月,王广义所在的单位珠海画院要求他在三个月内离职,王一边到北京来领取第七届全国美展铜牌奖,一边寻找工作,让吕澎印象深刻的是,“即便生活的理由如此严重,但是,王广义仍然能兴致勃勃地大谈学术理由,紧张的政治空气也没有怎么影响他的艺术思维。我们谈到很晚才睡觉”。因为王广义,吕澎又开始与舒群、彭德、魏光庆等画家有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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