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娱乐节目；话语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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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4日正式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至此一直为业界揣测的“限娱令”终于尘埃落定。针对此次的“狠条规”，媒体直呼中国电视节目进入“后娱乐时代”。有学者指出“后娱乐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管理层加大了对低俗电视节目的治理力度”，①按照这一说法，“限娱令”的出台可谓中国电视节目进入后娱乐时代的一个标志。
一、中国电视娱乐节目话语权的变迁
后娱乐时代，对电视娱乐节目管理力度的加强改变了娱乐节目的话语形态。中国电视娱乐节目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三种权力话语的控制之下，即主导文化下的意识形态话语、大众文化下的市场消费话语和精英文化下的源于：本科毕业论文www.808so.com知识分子话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策环境的变换，这三种权力话语的力量也呈现出此消彼长之态。“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精英文化的繁荣景象正在一天天衰退，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使得支撑精英文化的体制处于土崩瓦解状态。”②精英文化话语的式微，其有限的批评力度往往换来的是市场消费文化主导下电视娱乐节目对其批评置若罔闻。
中国电视节目“一方面受到国家政权的干预和引导，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成为了当代中国媒介在各种权力角逐中演变历程的缩影，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③在中国电视娱乐节目20多年的发展中，其话语权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1990年到2003年是市场话语主导时期。在市场消费的娱乐元素还没有触及到意识形态的时期。中国电视娱乐节目起步于央视1990年《综艺大观》的开播，在综艺类娱乐节目之后，1997年以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游戏类娱乐节目开始风靡，2000年《开心辞典》等益智类娱乐节目火热荧屏。从综艺到游戏再到益智，这一时期的电视娱乐节目在市场话语的引领下慢慢起步，由于自身还没有发展到“娱乐过度”，因此没有受到来自意识形态话语的过多干预。
2004年到2010年是市场话语与话语的冲突、博弈期。这一时期电视娱乐节目在消费市场的引领下走向成熟，突破了话语的底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多次下发整顿令。真人秀节目带来了整个卫视的选秀风潮，以“选秀对青少年的不良引导”为由对这场造星运动进行了整顿。2010年新派婚恋节目开始大热，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赚足了眼球，然而这档节目却时时触及社会热点，拜金女、富二代等炒作热点在为其赚足收视率的同时也引来了的整改令。这一时期，电视娱乐节目在市场的刺激下一次次地触及话语的底线，又在规避雷区的同时向市场靠近。
从2011下半年尤其是“限娱令”正式下发之后，中国电视娱乐节目话语权开始进入第三时期，即市场话语与话语的共谋时期。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势介入，尤其是“限娱令”中“狠条规”的颁布，使得娱乐节目不得不向话语靠拢。这一靠拢突出地表现在后娱乐时代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话语重构，即在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的同时全力与意识形态话语缝合。
2011年5月深圳卫视开播的《年代秀》就是这一电视娱乐节目话语重构的突出代表。这匹电视界的黑马不但收获了收视率，提高了深圳卫视品牌影响力，更是两次收到来自国家的嘉奖。
二、以市场需求为着眼点
在《年代秀》中市场话语仍然是必不可少，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把握是其成功的基础。首先，《年代秀》大打明星牌。明星永远是娱乐节目不可或缺的市场需求点，《年代秀》每期邀请10位明星亲临现场参与节目，而更为关键的是这10位明星分别选自60、70、80、90、00五个年代，这就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群体一网打尽，为节目的老少皆宜打下了坚实的粉丝基础。
其次，《年代秀》紧随怀旧风。 “中国社会二十多年来的转型，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获得经济利益的契机。”④《年代秀》每期都会邀请来自五个年代的10位嘉宾，而每个嘉宾团队身后都会有来自这个年代的观众后援团。“老歌新唱”环节，当明星唱起属于那个年代的歌曲时，观众便会自动被带入那个曾经青春过的年轻，在怀旧中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再次，《年代秀》混搭出各种卖点。来自不同年代的明星互动混搭常常能够显示出节目的文化张力。“代沟”这个词在同台竞技下反而发生了戏剧性的化学反应，观众从中看到的是混搭出来的新奇、好玩和各具风情。在11月4日的一期节目中，赵屹鸥、保剑锋和苏醒同台演唱草蜢三人组的经典老歌《失恋阵线联盟》。苏醒的活泼搞怪、赵屹鸥的沉着淡定、保剑锋的耍酷帅气，不同的表演风格混搭在一起让观众笑的前仰后合。
三、与权力话语的缝合
《年代秀》所体现出的后娱乐时代电视娱乐节目话语权的重构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节目中市场元素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全面缝合。以市场为主导的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解构力。大众文化在发挥自身消费特性的同时也具备了对意识形态的内在包容性，这就为电视娱乐节目与意识形态话语的缝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年代秀》在节目中与权力话语的缝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借嘉宾人物融合主旋律。《年代秀》的明星嘉宾来自各个领域，根据每一期的不同主题有着灵活的选择。8月19日，《年代秀》迎来了大运专场，邀请了世界冠军乐靖宜、刘璇、杨威及神秘嘉宾郎平和体育节目主持人韩乔生作客。节目利用为国争光的运动健儿做嘉宾自然而然地贴近了主流话语。此外，歌唱家、演员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次，以年代问题追忆红色革命。利用年代问题节目不必故意缝合，可以自然地涉及属于那个年代的红色记忆。如在11月4日的一期节目中，在60年代的专属题中提到了《地雷战》这部主旋律电影；在70年代的专属题中问到了“人民公社”的问题，即“哪项劳动挣的工分多”；90年代的问题中提到了《淮海战役》中的老照片。这一系列问题的设置都非常自然地贴近了主旋律。
再次，让明星唱红歌靠拢话语。娱乐明星唱红歌是市场元素与话语缝合最典型的案例。这一看似具有巨大异质性冲突的缝合在大众文化强大的解构力下表现出了戏剧性的效果。大众文化的消费审美心理消解了红歌所具有的强烈意识形态下的宏大叙事，以一种怀旧的情绪、新奇的形式呈现在世俗大众的面前。11月2日的《年代秀》，两岸三地明星带动全场唱红歌、讲述不同年代革命英雄的故事。整个红歌大联唱由香港当红明星钟汉良起头，一曲《团结就是力量》唤起了众嘉宾的热情。随后保剑锋、苏醒、张远等纷纷加入，从《黄河大合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到《让我们荡起双桨》，把观众带回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年代秀》的话语重构迎合了“限娱令”之后，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脉搏。与之前《非诚勿扰》的“大尺度”相比，此类节目更具威力。这里没有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映射，呈现出的是电视荧屏上的一片祥和。荧屏下电视观众也在这一片“和谐”的娱乐狂欢中自得其乐。而殊不知大众文化从来都是带着对现实的粉饰，“它的根本特征就是维护一个普遍强制的、永远更为美好和有价值的、必须无条件肯定的世界：这是一个根本不同于日常生存竞争的实际世界的世界，但可由每一个追寻自我的个人从‘内心’而无需改造现实状态加以实现的世界。”⑤值得深思的是，在话语重构的后娱乐时代我们是否更加靠近了“娱乐至死”的命题。
注释：
①白小易.论“后娱乐时代”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广播电视学刊，2009：30.
②邹广文.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14.
③尹鸿.冲突与共谋——论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文艺研究，2001：20.
④张红军.话语重构：1990年代以来革命历史剧的主旋律叙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23.
⑤马尔库塞.否定.波士顿，196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