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学学视域下《榆树下》

更新时间:2024-04-1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榆树下的》是一部围绕财产的争夺而展开的悲剧,反映了一八五零年左右美国社会道德的混乱。本文从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关系分析剧本的道德内涵。
关键词:;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关系
《榆树下的》是美国戏剧家奥尼尔1924年的作品。从的角度,剧本有着丰富的内涵。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涉及父子、夫妻、兄弟、人与自然等多个层面。人物因为财产的争夺和无尽的肉体,渐失理性,而彼此压制、诱惑与欺瞒背叛。凯勃特是强权的代表,在剧中因为对庄园的占有而享有绝对的话语权,期盼他早日死去分得遗产的三个儿子如同他呼来喝去的奴隶,这构成父子关系的对立紧张;凯勃特刚进家门的妻子爱碧是物欲与肉欲极度发达的魔鬼,嫁给凯勃特目的在于占有庄园,这构成了夫妻关系的名存实亡,又勾引凯勃特的同样发达而倍受压抑的第三个儿子伊本造成了最终的行为。

父子关系的对立与紧张常见于西方文学作品中,《榆树下的》这种对立与紧张达到了惊人程度。三个儿子与父亲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温情,而更多的是彼此间的恶语相向,以及背后的谩骂与敌对。他们矛盾的焦点在田庄权的争夺之上。
西蒙、彼得和伊本,他们被牢牢锁在庄园之中,没有获得真正上的独立,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三个儿子在父亲面前惟命是从。凯勃特携着爱碧回到庄园时就以命令的口吻:都给我干活去!三人只好乖乖听命。三个儿子视凯勃特为仇人,期盼着凯勃特早日死去,继而分得一财产。而剧中伊本对庄园更是势在必得,从小受母亲的唆使,认为庄园属于母亲,母亲去世后理所当然由他继承。
事实上,凯勃特不愿交出庄园,声称自己要活到一百岁,临死时宁愿将庄园焚烧看着一切化为一片灰烬,然后灰烬一同死去。这种占有欲源于凯勃特走向了极端,将庄园视作“为自己创造的东西”,同样参与辛勤劳作的三个儿子则是掠夺他财产的强盗。凯勃特对三个儿子充满着不满意和不信赖。在他眼中三个儿子“软绵绵的不像个男子汉”,因此他不愿意将财产交给三个儿子。当考虑到如果一天上帝把他叫走,谁该继承庄园的理由时,凯勃特拒绝了爱碧继承庄园的请求,因为老婆不是我本人,“儿子才是我——我的血肉——我的”,只有把财产留给了自己的后代,他所拥有的东西才仍旧属于他,即使身处黄土之中。可见在他眼中,儿子只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一种替他照看财产的延续,根本没有自己的独立性。

爱碧是物欲与肉欲的恶魔,爱碧的到来打破庄园原有的表面的平静。从一开始,爱碧就很清楚地表示自己嫁给七十多岁的凯勃特只是为了庄园。“(对这个字产生了一种欲念)!家……真美——美极了!我不能相信这真是我的!”这样一句独白暴露了爱碧还没进到庄园里就已将庄园划归到自己的心态,凯勃特厉声回应“你的?我的!(锐利的眼光盯着她,放佛要刺透她的心)”。夫妻间从一开始就因财产争夺存在不可调和的的矛盾。剧本中凯勃特对爱碧似乎“情有独钟”,反复地赞叹她的美丽。在对爱碧的一番赞叹赞叹之后,乞求爱碧;“要是真能给我生个儿子,爱碧,我为你干什么都愿意”。可见,凯勃特娶回爱碧只是为了能够继承他财产的儿子,从而永远地掌握那一片庄园,爱碧只是他无穷占有的工具。可见他们夫妻关系的是建立在财产的争夺之上的,从一开始,他们就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背向而行,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剧中凯勃特是孤独的,他总是觉得自己老得“像只熟透的果子快从树枝上掉下来了”。他的孤独源自他与剧中其他人物的矛盾与隔阂。除了在谈论财产理由时他和爱碧之间存在交流以外,他们之间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感情等方面的共鸣。他的前任两个妻子,也是至始至终都不了解他。
由此可见,因为财产的争夺,导致了夫妻关系的名存实亡的悲剧性结果,造成了夫妻间冷眼相对、孤独无助的境况。

爱碧不仅是带着占有来到庄园,也带来了无尽的肉欲。七十多岁的凯勃特满足三十五岁年轻妻子的无穷肉体。在与凯勃特接触尚未回到庄园时,爱碧就已经知道了许多关于伊本的事情。他们第一次见面,爱碧就对凯伯特充满厌恶,而对健壮的伊本充满身体,狂野而放肆的爱碧对伊本开始了“诱惑之旅”,在与伊本的谈话中,“用极有诱惑性的语调”(。伊本起初一直极力抵抗这种突如其来的诱惑,之所以拒绝爱碧的诱惑,是因为在他眼中,爱碧就像强盗一样是要来争夺财产的,所以对爱碧恶语相向,把她骂作“娼妓”,“混蛋”,“老妖婆”。然而,伊本是一只被困的野兽,身上有着被压抑的欲念和力量。在与爱碧之前,就已经和村里的寡妇私通。对诱惑的抵抗和自身压抑的欲念形成两股力量,使他分裂中苦苦挣扎。在这当中,儿子与继母之间的道德完全被抛到了一边,丝毫没有左右到他对爱碧的态度的前后的反复变化。
关系本应存在的道德,被物欲与肉欲抽空,这就是1850故事发生时代的悲剧。
文学学的倡导者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现场……在当时的立场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因素”。那么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19世纪中叶是美国工业蓬勃兴起的时代,正如批评家所言是美国工业“伟大胜利的时代”,“人们自然地将十八世纪的商业道德转变成一种野心勃勃、贪权好势、狡黠奸诈、自私自利的哲学”。这种人生哲学自然渗透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剧本反映的正是这样的事实和这种事实所导致的悲剧。
参考文献:
[1]《榆树下的》(汪义群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2]罗德·W·霍顿赫伯特·W·爱德华兹:《美国文学思想背景》上卷,房炜孟昭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3]聂珍钊:“文学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点赞:20744 浏览:94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