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手小说叙事艺术

更新时间:2024-03-0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读过王手小说的人都有一个大体相同的感受,那就是好看。但如果仅从作者笔下的故事本身来看(无论是关于“成长”“江湖”还是关于“爱情”“”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事件,谈不上精彩和好看,甚至觉得有点庸常琐屑。作者之所以能将一个个庸常事件演绎得精彩纷呈、意蕴丰厚,不仅得益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及对人性的深情关注和深刻洞察,更得益于其独特的叙事艺术。这种独特的叙述艺术在其作品中主要表现为:故事结局的“否定性”、叙事节奏的“延宕性”、叙事文本的“互文性”。

一、故事结局的“否定性”

纵观王手的小说故事,几乎都有一个“否定性”结局,即以“失败”而告终。王手小说故事结局的“否定性”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因客观原因而造成故事的“失败”;一种是因主动放弃而导致故事的“失败”;一种是看上去貌似成功实际上仍是“失败”,是“虽成犹败”。
《》《谁也不想朝三暮四》等讲述的故事是因客观原因而造成的“失败”。《》里的那个“王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时时想成为英雄,后来却被对手的一把吓得屁滚尿流,多年来的“英雄梦”也因此一笔勾销。《谁也不想朝三暮四》里的王洗无论在单位、家庭还是在社会都没有什么地位。面对尴尬的人生困境,他只好到情人的怀抱里寻求安慰,但不久便发现,无论是美媛秋还是周洁如都无法真正走进自己的内心,而周洁如向局长提出不愿与王洗共事的要求更是致命一击,最后王洗不得不辞职回家守着虽没尊严但却安稳的日子。“失败”的故事结局不仅将他们所有的愿望、理想化为泡影,最为关键、也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失败,冥冥之中似乎感觉到自己只是被某种“无形”的东西牵着鼻子走。
《自备车之歌》《西门的五月》等讲述的故事是因主动放弃而导致的“失败”。《自备车之歌》里的崔子节拥有一辆私家车,因为停车的缘故认识了一个叫李美凤的看车的女人,于是便常常找她搭话并建立起某种暖昧关系。可当他听到李美凤说出“你带我走吧!”这句话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躲避,最后将她送到饭店而“胜利大逃亡”。《西门的五月》里的西门是一个小城里的公务员,自从认识了上海的“小雨”便决定每年五月去一趟上海。说是看她,实际上是想占有她,可先后两次都因为小小的“意外”而未能得逞。后来一次偶然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遭戏弄,于是便在心里暗暗取消了第三次去上海的计划。这种“失败”看似是主动放弃的结果,实际上也是情节发展的必然。作者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故事中的人物所追求的只是一种安全、稳妥、便利而又廉价的交通工具或浪漫故事,但生活有其自身的逻辑,不会按照我们的愿望或设计的方向发展。
《狮身人面》《推销员为什么失踪》等讲述的故事是“虽成犹败”。在《狮身人面》里,“我”从青年时代就一直暗恋一个叫柯依娜的女孩,她在经历一系列的情感变故后,最后孤独地回到故乡。柯依娜的到来燃起了“我”对她的,并和她发生了关系。而当“我”重温这一美好‘感博’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趁人之危的伪君子。《推销员为什么失踪》讲述的是母亲因下岗而做起了鞋生意,可生意却被一个叫张国粮的农民的“游击战”挤兑得难以为继。母亲与之经过几番较量,张国粮终于败下阵来。可母亲并未因此而觉得痛快,反而常常念叨他,生意上的收入也因此而减少了不少。从故事的结局来看似乎是“成功”的,“我”占有了柯依娜,母亲也彻底将张国粮从鞋生意场上撵走,但从人物愿望的实现来看,仍然是失败的。因为所谓的“成功”并没有给获胜的一方带来快感和满足,反而增添了心理负担,处于极度的焦虑与困惑之中。
“失败”的故事结局虽然赋予小说某种荒诞意味,但作者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相反,他努力从故事中发掘出丰富的人性维度和人生况味,彰显出人性的善良、美丽和温暖,以对抗人生的荒诞和虚无,从而确立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对人性的美好坚守,在赋予其作品某种荒诞意味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感动。

二、叙事节奏的“延宕性”

王手不仅善于通过巧设“否定性”的故事结局来揭示尴尬、困惑和焦虑的人生困境,尤其善于将笔触探入人物内心深处,通过“延宕”叙事节奏,将人物内心的、情感和道德抽丝剥茧般地“裸露”出来。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从叙述的风格讲,我喜欢那种‘说书’的韵味,架势摆起来,嗓子润起来,看似正襟危坐,骨子里还是在演义,慢慢道来,悬念和风景埋伏在其中。”
《》《双莲桥》等讲述的是少年的成长与梦想。由于家庭和社会原因,“我”过早地进入了“江湖”,而后又不负众望、名声大噪。而正当“我”得意洋洋并自认为是英雄时,故事却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逆转,将“我”从高高的云端摔了下来,“英雄梦”也就此一笔勾销。作者在叙述故事时,并没有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和扣人心弦,而是沿着“我”的英雄梦不断盘旋,一点一点地铺展开来,通过放缓叙事速度、“延宕”叙事节奏,将故事演绎得有声有色,从而拓展了小说的话语空间和意蕴空间。
延宕叙事节奏的叙事手法不仅体现在对故事发展进程的延缓和叙事空间的拓展上,同时也体现在故事结尾的“拐点”上。作者常常在故事的结尾处增设一个“拐点”,使原本即将结束的故事突然朝着另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以此来拓展小说的意蕴空间。如《》中的“我”因逃之夭夭而没能成为英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贯胆小如鼠的、曾经是“我”的“跟班”的黄盖后来却成为了英雄。原本有希望成为英雄的“我”没有成为英雄,而原先根本不可能成为英雄的黄盖却成为了英雄,“我”与黄盖来了个颠倒。故事结尾处的“拐点”,增添了小说的荒诞色彩和哲学意味。
另外,延宕叙事节奏的叙事手法还体现在小说故事背景的设置上。如《自备车之歌》在故事开始前,足足花了两段“序言”2000多个字反复叙写拥有自备车的便利与烦恼,以及离开单位后这种优越感迅速膨胀的微妙而复杂的心理状态。看似絮絮叨叨,实则生动有趣;貌似无关紧要,却为后面发生的故事设下了埋伏、做足了文章。
作者通过“延宕”叙事节奏的方法,将叙事拓展到人物内心深处,触摸人性最真实、最幽深的区域,从而将小说写得既生动有趣又意蕴丰厚,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洪治纲将这种叙事方法称为“‘游走’的源于:论文www.808so.com
叙事能力”,并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揭开那些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生存状态,那些被我们的生存经验所忽略的幽暗区域,使叙事在人物的精神层面上进行深度的剖析和打探,促动人物向各种可能性的境域中奔跑”。这种将叙事时间空间化的“‘游走’的叙事能力”,在王手的短篇小说里表现得尤为出色。作者并不太在意故事本身,只是想借用故事这个“外壳”将人生和人性的复杂状态真实地呈现出来,进而达到“一个理想的程度”。

三、叙事文本的互文性

王手的小说中,故事里部分人物名字的雷同和局部情节的相似,使其小说文本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这种互文关系不仅使诸多小说文本中的故事和人物处于相互交流对话的网络之中,同时也扩张了文本的疆域,将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构建一座属于作者自己的“源于:论文参考文献格式www.808so.com
文学城市”。
如《》《双莲桥》《在迷乱中生长》《软肋》等关于“成长”与“江湖”描写的相似情节,既是彼此之间的相互“吸收和改编”,同时也是彼此之间的相互阐释。处于青春期的“我”混迹于形形色色的江湖之中,在江湖中迷乱成长,而江湖却帮“我”褪去了青春的梦幻与苦涩;《自备车之歌》《西门的五月》《狮身人面》《本命年短信》《谁也不想朝三暮四》等大量关于中年危机与暖昧关系叙写的相似情节,通过彼此“吸收”和相互“改编”,细腻丰饶地展现了“暧昧”这一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状态。人到中年的困惑和危机以及希望通过建立一种暖昧关系来摆脱这种困惑和危机的表征,而这种暖昧关系通过文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对话,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讨债记》《双》《乡下姑娘李美凤》《推销员为什么失踪》等关于鞋生意叙写的相似情节,文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对话则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小城,’所特有的商业文化。“柯依娜”“李美凤”“李回珍”“吕蒙”“王手”“龙海生”“马勃”等人物在多个文本中的反复出现,则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揭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多维,为人物和文本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和注入了强大的生长力量。作者的小说文本虽然彼此相似,但又各不相同,不同文本的故事和人物之间展开“对话”,揭示了人生和人性的丰富维度,拓展了小说的话语空间。
同时,这种互文性也体现在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对话之中。“江湖”和“成长”类叙事文本,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一直活跃在社会底层而又长期被遮蔽的江湖社会及其文化特性;“暖昧情感”类叙事文本,向我们展现了“小城”的富裕、悠闲和地域风情;“商业”类叙事文本,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小城活跃的市场经济和特有的商业文化。作者小说叙事文本的互文性,将作品深深根植于肥沃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之中,进而拓展了小说的历史文化空间。
对于作者小说叙事文本的互文性,付昌玲认为:“王手的‘江湖叙事’、‘另类成长叙事’、以及‘精神解剖式的男性叙事’中均有着王手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对此作者虽然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但从他的成长经历及其谈话中仍可以看出端倪。王手说:“江湖是我一些小说涉及的内容,江湖也是一个社会,江湖的游戏规则比社会的游戏规则简单、实用、有人情味,所以,我常常给小说中的社会、工厂、人际关系赋予江湖的意蕴,这是我的理想。”这段话虽然是从叙事的角度来讲的,但也透露出他对江湖社会的熟稔和对江湖文化的喜爱与发掘。施战军则从作者的叙事文本中拈出“江湖”“成长”“风情”“进城”等元素,并且认为这些是构成作者城市写作的基本元素。他指出:“王手的小说具有丰富又特异的城市小说元素,行文也多趣好读,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果说这些元素的切换抟揉的内里也有一贯性话,那么这一贯的东西也许是,他表达了一种我们并不陌生的逻辑关系,即生活之硬与人心之软的辩证。”也许正是着力于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生活逻辑的发掘与表达,对人生和人性的细微体察和深刻洞见,以及对特定时期“小城”江湖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生动再现,作者才对其小说文本中人物的雷同和情节的相似表现出超然的态度。
从互文性理论来看,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编”,即便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如此。正如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所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由此,我们认为,作者是想通过叙事文本的互文性向人性的纵深处挺进,以期在灰暗的人生地带和幽暗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人性的善良、美好和温暖,从而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文学城市”。这是王手小说的好看之处,也是他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之处。
(作者单位: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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