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歌唱》；歌词创作；山西民歌
土地革命时期，音乐中开始出现对的颂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歌颂成为时代歌曲的亮点，代表性作品如《东方红》（李有源等）、《之歌》（等）、《歌唱》（大民、朱孟等）、《人民四唱》（吕纳等）等，成为了时代的风景线，深刻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心态及特定的民族心理，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值得学术史加以关注。但学术界对早期新中国颂歌音乐所持的视野、情感、立场等，遮蔽了对这类音乐作品深入探讨的可能性。鉴于此，本文选择由魏风、孟贵彬创作的《歌唱》，深入探讨其歌曲构成、美学技法的应用，并以此为基础，试图对现代音乐史上的颂歌音乐作美学关照，并对当下音乐创作进行反思。
一、比兴手法的穿插和应用
《歌唱》创编于1947年，原名《西北农民歌唱》，魏风作词，孟贵彬运用山西民歌音调编曲。魏风和孟贵彬都曾是晋西北边区的八路军战士，参加过晋西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目睹了在、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的正确决策下，革命取得的胜利，感受到了晋西北地区劳动群众对的爱戴。他们合作创编的《歌唱》由孟贵彬率先在群众中演唱，广受欢迎。1949年7月的全国文代会上，孟贵彬再次演唱此曲，并录音灌制成唱片，乐谱的简谱版随即发表在《新音乐》①1949年第4期上，发表时更名为《歌唱》。此曲在创作中倾注了满腔热忱，希望尽可能把优美、感人、、奋进的词语用于其中，因此，比兴手法的运用在歌词中尤为突出。比兴手法，是中国古典诗歌实现诗美的技法方式。比兴最早出现于《诗经》，民间是其孕育场所，几千年来被劳动人民熟知与掌握。因此，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使人们翻身做主时，很多普通劳动者以比兴的方式来讴歌伟人，如井冈山民歌《八角楼的灯光》唱道：“天上的北斗星亮晶晶哎/八角楼的灯光通通明/毛委员就是那掌灯的人哪/照亮中国革命万里程/八角楼的灯光彻夜明哎/毛委员写书到深更/光辉的真理照人心哪/他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②“天上的北斗星亮晶晶哎”是起兴，以引出后面对毛委员的歌颂，“大救星”是比，以形象化的说法来凸现毛委源于：免费论文www.808so.com
员的重要作用。比兴的综合运用，使得歌曲组织严密，美感顿生。
《歌唱》中，比兴手法的穿插与应用更为熟练，充满了技巧性。歌词的第一段为铺陈直叙。“南京到北京，哪一个不闻名，人民的领袖就是那，领导咱们翻了身，咱们的大救星。好领导，手下尽清官。他一心为百姓，赛过那活神仙。边区办的呱呱叫，一片好江山……”，主要讲述了领导下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情形。第二段开始便运用比兴手法：“青天哟蓝天这个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一杆大旗红又红，上边绣着镰刀斧头五角星。举旗向前进，后面跟着百万大军。保卫咱的土地和牛羊，解放军英勇上战场。解放军老百姓不呀不分离，永远跟着。”③以“青天哟蓝天这个蓝蓝的天”起兴，之后引出领导的革命队伍，与老百姓不分离，带领群众打胜仗的事迹，表达要“永远跟着”的决心。如果缺少了第一句的起兴，这段歌词便少了生动，少了。第三段采用上下句体的民歌格式，明显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写道：“高楼呀万丈呀从呀从地起，哎嘿哎嘿哟，为人民谋福利，他和咱们永远不分离。盘龙呀卧虎呀高呀高山顶，哎嘿哎嘿哟，治国有功劳，风调雨顺百姓多安宁。”这里运用“比”的手法，把的功绩比做高楼的地基，贴切生动，而把的谋略比做高山上的盘龙，虽然意义上正确，但带有封建色彩和个人崇拜主义的思想。第二部分写道：“冬瓜呀它硬想上黄瓜架，硬想往上爬，他梦想坐天下，我们坚决不让他。”这里的“比”用得特别夸张。冬瓜藤通常在地面生长，而黄瓜需要爬上瓜架，结在高处。作者用这些事物来进行比喻，虽有些偏颇，但却是当时群众比较欢迎的手法。此外，“高楼呀万丈呀从呀从地起”和“盘龙呀卧虎呀高呀高山顶”两句歌词，是民歌中比兴手法运用的“典范”，它适用于很多类似的民歌，借这种传统的比兴词句用于歌词创作，非常符合民众的欣赏口味和用语习惯。
采用这种比兴手法进行创作，正是贯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也与所谓的“民族化、大众化”倡导一致。《讲话》中，对文艺群众转向的强调：“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④
二、民歌曲调的引用和组合
《歌唱》采用四首山西民歌曲调组织、加工而成。由于孟贵彬有着丰富的歌唱阅历，在创作歌曲时，能更好地把握旋律的进行方式，对旋律的重复、对称、分句、气息等非常敏锐，使得歌曲与歌唱紧密结合，易唱动听。构成歌曲的四首民歌相对独立，结构上分为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是一首单独的民歌，速度、调性、风格等各不相同。这种联唱的方式，与中国传统曲牌中的“多段体”比较接近。第一首民歌，旋律上比较接近陕北民歌《揽工歌》（亦称《揽工调》），尤其是歌曲的前面两句，与“揽工歌”几乎完全相同。但紧接着的音调仍然表现出山西民歌跳跃、灵活的特点。《揽工歌》在陕北米脂、绥德一带流传，歌词凄苦，曲调悲凉。歌词前面部分写道：“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是猪狗饭。”“揽工歌”情绪低沉，旋律结束在商调式上。而《歌唱》的第一首民歌结束在徵调式上，后面的三个乐句都出现了乐曲的最高音“徵”音，乐曲抒情性强，但是情绪比《揽工歌》更为高亢、热烈。晋西北隔着黄河、长城与陕西、内蒙相望，所以民歌的风格相似，很多都互相传唱。关于当时的山西民歌，冼星海曾有过介绍。他指出：“山西方面因地势多山，物产丰富，成为西北屏障，那里的民歌是很丰富的，尤以情歌为多，也充满中国工农特殊的风格，比较健康的。”⑤孟贵彬在山西工作，曾在鲁艺短期学习，对两地民歌都有了解，因此，即便我们无法考证这首民歌究竟属于山西还是陕西，但是能够借用一些群众耳熟能详的民歌进行编创，用以歌颂新中国、歌颂领袖，这在创作人才奇缺、创作技术匮乏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第二首民歌是典型的两句体传统民歌，采用一起一和的方式，具有问答、对题、比兴等重要功能，因此第二首民歌所对应的歌词，也是整首歌曲中运用比兴手法最突出的。
第三、第四首民歌，都是山西最负盛名的祁太秧歌音调。第三首与秧歌调中的《卖高底》十分相似。1942年5月后，文艺界贯彻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文艺战士们经常深入基层连队和农村，体验生活，学习民间音乐，而此时的群众也精神振奋，歌声飞扬：“不管是在山头开荒的机关干部，还是延河边洗衣的村姑，不管是在大川里行进的马帮，还是读书上学的少年儿童，人人都能哼唱几句秧歌中的曲调。”⑥在不断的民歌学习、演唱和积累的过程中，孟贵彬掌握了山西民歌的风格，尤其是秧歌曲调，热情、振奋，作曲家便把这种音调用在了歌曲的第三段中，营造出整首歌曲的部分，也更体现出歌曲“群众化”这一闪光点。
这里不妨作一个对比，1942年发表在《青年音乐》⑦第2期的《拥护领袖》歌颂的歌曲，歌曲形式为齐唱曲，有领唱和齐唱的分工，从曲调方面来看，用西洋调式的E大调写成，旋律生硬死板，其中用了4个升四级音，还把七级音和四级音多用于强拍强位，看似采用了西洋大调式进行创作，但其中多处旋法还是表现出中国民族五声性调式特征，听起来不伦不类，旋律极不流畅，结尾终止在第音上，过于短小，因此完全没有终止感。像这样的歌曲，便是生搬硬套西洋作曲技法的结果，普通群众连音都很难唱准确，更不可能受到欢迎和传唱。
当然，《歌唱》这首歌，创编形式还是相对单一的，歌曲的开头标有“二胡、三弦、板、铃伴奏”，说明当时的革命根据地乐器的种类也很少，用这几种民族乐器进行伴奏，由于没有低音乐器，不会产生很好的声音效果。表情术语是“优美愉快”，演出形式标注是“民歌联唱”（独唱曲）。四首民歌的衔接显得比较生硬，第一首和第二首同为D宫系统，分别为A徵调式和E商调式，两首的连接没有做任何处理，当然由于是同宫系统的近关系调（五度关系），听起来比较自然。歌曲的后两首转到G宫系统，为E羽调式。因此在第二首结束句上，曲作者把结束句的两个小节进行了变化反复，以便衔接转调后的秧歌曲调。这里的速度标记不是很明确，第二首歌为“稍慢”，重复的结束句为“慢”，应该理解为在放慢速度，准备接下面的曲调，到第三首变为“略慢”，需要再把速度稍微加快一些。祁太秧歌的速度通常都比较欢快，因此，在第三首第二部分，对秧歌曲调进行了反复，通过渐快，逐渐加速，到第四首，变为“更快，号召似的”。这四首民歌主要通过速度的变化来达成歌曲风格的连贯性，在音乐构思和逻辑上尚显得不够丰富和严密。
三、群众化词汇的借用和加工
什么是“群众化”？怎样才能真正做到“群众化”？群众化的歌词，就是要使歌词脱离书本范式、程式框套，创作出群众能够理解、便于掌握、利于传诵的歌词。《歌唱》的歌词创作，充分体现了“讲话”精神，用俚语、口语化的歌词来建立群众基础。这首歌词很长，第一首民歌就用了四段歌词，每段五句。歌词中的“哪一个”、“咱们”、“呱呱叫”、“什么人”等，便是北方方言中口语化的词语，而且这种口语化贯穿于全部歌词中。此外，歌词的韵脚时常变换，各段落之间字数不尽相同，比较随意，常用夸张的词语“大救星”、“活神仙”、“当牛马”、“享太平”等，这都是群众喜欢的词语，是典型的群众化文艺形式。
衬词的运用，也是“群众化”的一个体现。衬词在民歌中常用，不直接表现歌曲思想内容，常为语气词、形声词等。第三段歌词是三个乐句加一个衬词句，共四句。歌词完全采用北方民歌风格：“高楼呀万丈呀从呀从地起，哎嘿哎嘿哟，为人民谋福利，他和咱们永远不分离。盘龙呀卧虎呀高呀高山顶，哎嘿哎嘿哟，治国有功劳，风调雨顺百姓多安宁。”句子中的“呀”和“哎嘿哎嘿哟”，这些衬词的运用，不仅突出了北方民族豪迈、洒脱的精神，也使歌曲节奏更有力，语气更坚定。
运用口语化的语言创作歌词，是符合群众的精神需求，利于传唱的，其美学意义在于一种朴素美、直白美。《拥护领袖》的歌词为：“大哉领袖，民族英雄，统一中国，伟烈丰功。何期日寇，侵略亚东，奸虐烧杀，流毒无穷。除凶惩暴，全赖元戎。最后胜利，成竹在胸。军民谛听，命令是从。竭诚拥护，总裁蒋公。”⑧整首歌词，都是四句体，用词深涩，是文人式的典范表述。1940年代的普通群众文化水平还不高，几乎不能够看懂歌词的意义，所以不利于传唱，这便是脱离群众，闭门造车的“典范”。
文艺界中之所以能够树立“赵树理方向”，就是因为语言的浅白、通俗、易懂。周扬在“讲话”之后，谈到秧歌剧创作：“这次春节的秧歌成了既为工农兵所欣赏而又为他们所参加创造的真正群众的艺术行动，创作者、剧中人和观众三者从来没有像在秧歌中结合得这么密切。这就是秧歌的群众性的特点，它的力量就在这里。”也指出了它的不足，“就是说，秧歌中的群众观点，群众语言，群众感情，群众作风还不够”，并在文章的结尾号召“每个文艺工作者都应当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而努力”⑨。《歌唱》的歌词，真正做到了“群众化”的作风和做派。
周巍峙在《略谈歌颂的歌曲创作》指出：“我看了二十多个歌颂的歌曲，有的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在这些歌曲里最常见的词句是‘大救星’、源于：论文摘要范文www.808so.com
‘恩人’、‘像爹娘’，或者‘北斗星’、‘帮助咱们把身翻’、‘跟着他’，以及‘饮水要思源’等等，仅仅有少数歌曲提到人民的力量。这些歌曲虽然反映了群众对衷心的敬爱与感激，却没有充分反映出领袖与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或者反映得还不够恰当”⑩。这个评论是比较准确和中肯的。一方面评论家怀着崇敬之情，非常急迫地希望有更好的歌曲来歌颂，另一方面也对已有歌曲在创作手法上表现出的简单、粗俗表示了不满，希望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能够创作出更生动感人的歌曲。而《歌唱》的歌词创作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虽然歌词显得冗长，不够精炼，有些用词不够有新意，但歌词真情十足，“群众化”作风明显，不失为当时时代的一首优秀颂歌。结 语
魏风、孟贵彬通过化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征调山西的民歌曲调、加工群众化的词汇等技法，将《歌唱》创编成一首可听性强、利于传唱的群众歌曲，使其成为众多歌颂歌曲中的“佳作”。分析它成功的原因，这与歌曲所采用美学技法与对《讲话》精神之契合有着很大的关联。《讲话》确立的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的群众方向，“为群众”说的是内容，“如何为”说的就是外在形式与技巧。内容上，《歌唱》选取的题材是普通劳动者对革命、生源于：如何写论文www.808so.com
活的真实感受，在的带领下人们翻身做主的感恩之情，它不仅是正向的，而且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外在技法上，无论是比兴手法，还是民歌曲调，乃至群众化词汇，都体现出深刻的“为”，以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充分考虑他们的文化水平需要等，这样的方式更利于传播、更容易被人们记住，从而实现一定的意识形态功用。
从《歌唱》的分析反思我们当下的歌曲创作，可以发现它们或多或少都有着“自我”的倾向，这种“自我”一方面固然可以彰显个性，但另一方面却使作品主观性过强，画地为牢，难以走向大众，最终成为“明日黄花”。因此，站在当下，以史为鉴，音乐的创作应当始终坚持“为群众”的方向，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进行，这不仅是广大群众之需要，更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
注释：
①《新音乐》（月刊）创刊于1940年1月，北京新音乐社编，李凌、赵沨主编，作家书屋出版。这是一份倡导和推动国民党统治地区进步音乐运动的综合性音乐刊物。曾先后迁桂林、上海、香港、北京等地，由读书出版社、立体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出版。刊名有时加月刊、丛刊。
②程广振等：《咱们的领袖》，《歌颂诗词民歌选粹》，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③魏风词、孟贵彬曲：《歌唱》，《新音乐》1949年4月2日，第16页。
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12页。
⑤冼星海：《民歌研究》，《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⑥韩平：《流淌真情的歌声访军旅抒情男高音歌唱家作曲家孟贵彬》，《北方音乐》2008年第7期。
⑦《青年音乐》（月刊）创刊于1942年3月，重庆三义青年团青年音乐月刊社编，25开本，至12月停刊。
⑧蒋笃生词，凌云曲：《拥护领袖》，《青年音乐》1942年第2期。
⑨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
⑩周巍峙：《略谈歌颂的歌曲创作》，《人民音乐》1951年第1期。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