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循环经济；经济增长；技术；制度；资本；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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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体的增长一直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可这种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里？能否持续下去或被复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逻辑？已经许多研究者长久以来关注的焦点。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大量投资、人口红利和资源环境消耗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等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投入模式的产出效应正时间的推移逐渐弱化，特别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如今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增长模式的转变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内容。
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因素有，按照已有文献研究，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的贡献一直是争论的核心。相应的有制度决定论、新古典内生要素论、金融决定论和地域决定论四种观点。归纳起来在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要素，这多是缘于分析理由的角度和的分析策略与模型的不同。如今更多的文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经济增长。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模式，承载着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解决环境污染、保障经济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小康社会实现的多重目标性，在的经济增长中，显得格外突出。因此，对循环经济视角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实践，而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等要素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讨论则是该领域的。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视角，本文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审视经济增长理由，探讨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和决定性因素。
二、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1基于研究范围和对象纵观增长经济学发展脉络，按照研究对象分大致有三类观点：
第一类，国家经济增长研究。其中，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技术不变，只研究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认为经济增长与储蓄率和投资率有着紧密的联系。新古典经济增长则认为，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趋势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合理解释，在尚未摆脱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分析思路下，将经济增长的动因归于外生的技术进步[1]。不过从20世纪80年始，Romer[2]、Lucas[3]以及Becker和Murphy[4]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尝试突破以上研究理论框架，逐渐完成技术因素在模型中的内生过程。但是，随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实证分析却发现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高，例如，东亚四小龙的TFP甚至比南亚许多贫困国家还要低。虽然后来研究者指出，对TFP隐含在设备引进中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忽视是造成上述结论的主要理由[5]。但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考量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本身，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提供有效的激励，特别是对于中国这种经历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易纲等[6]以及胡鞍钢[7]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董祥海和李升[8]则对C-D生产函数进行修改，加进制度因素，认为1980—1994年间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要。
第二类，区域间经济差距分析。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经济日益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也在不断扩大，关于各地区增长差异和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大量涌现，研究焦点主要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分解上。例如，根据Edward和Denison[9]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要素（即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配置效率。而樊纲等[10]、汪锋等[11]以及胡晓珍等[12]也尝试将制度因素引入，多方面考察区域增长差异的终极理由。
第三类，产业增长因素分析。North[13]研究了1600—1850年间的海洋运输业生产率提高的理由，发现此期间海洋运输业并没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发生，认为其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制度创新，即经济组织和市场制度的改善。而Rae和Ma[14]对中国农业生产率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张军等[15]则对中国工业（包括国有工业和乡镇企业）生产率进行了研究。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袁新华等[16]分别从这些方面对比探讨了制度变革对渔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来说，现有文献多是根据范围及对象的不同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差异及其背后的理由，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是比较典型的三个层次，可持续发展理念在这三个层次上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实施。但不少研究者直接将制度因素体现在C-D生产函数中，无论是将其内生还是外生，都试图理想的结果，最终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或推导演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评价至今仍缺乏坚实的理论和数理基础，更没有在经济学领域达成共识。
2基于要素稀缺性
在田园经济时代，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人口相对稀少。“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人口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资源绝对稀缺论”和“资源相对稀缺论”的提出，研究者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依赖于资本要素的积累。国民收入投入到生产劳动的比例越大，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后来又经过研究发现，进入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相比资本和劳动，逐渐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而Becker[17]和Schultz[18]等研究者又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提高工人的技术知识和技能是保证人均资本持续增长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