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社会转型期；收入分配制度；社会风险
1002-2589（2013）35-0041-02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尤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正步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这将导致众多社会风险的产生。分配原则是否公平、收入分配方式是否合理关系到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酬劳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因此，在转型期我们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化解社会风险，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一、转型期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目前状况及其成因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日渐扩大。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差距的指标数值。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人们对于当前我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有些差别，但都认为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这已明显超出0.4的国际警戒线。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曾较大幅度地缩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收入差距开始扩大，2006年扩大到3.28：1，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计算在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更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集中体现于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诸多数据显示垄断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远高于非垄断行业。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分地区看，从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东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4 066元扩大到10 041元，而且随经济发展一直呈扩大之势。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当前，富裕群体在社会全部居民财富中所占的比例迅速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1%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
探究当前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理由，主要有三方面理由：一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不规范。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是重资本轻劳动，资本酬劳率远超劳动酬劳率，劳动者酬劳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续降低，这导致了居民间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同时，由于现行法律、政策的不完善和管理的疏漏，造成部分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进行寻租来获取大量的“灰色收入”，以及部分人员利用制假售假、投机欺诈等手段获取高额利润。这些不合理、不合法收入，也拉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二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目前，我国各种不公平竞争加剧了居民间收入的差距。不公平的竞争首先体现在行业的垄断。垄断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和国家政策保护，将获得的超额利润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转化到本行业职工工资或福利收入中，从而形成其高收入，拉大了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其次体现在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了农村居民的自由流动，使农民很难通过其他渠道就业，也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各项福利，这也加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三是政府再分配调节手段不力。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主要包括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对低收入者进行转移支付两方面，但这两方面政府都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一方面，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不力。利用税收是发达国家最有效的调节收入差距的手段，但我国税收对高收入者的调节有限，许多高收入者利用各种策略避税，实际纳税的税率甚至比普通工薪阶层还低，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出现逆向作用：收入越高的群体越能获得完善和健全的社会保障，而越需要社会保障的低收入群体则难得到较好的社会保障。
二、转型期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所引发的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当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时，社会风险就转变成了社会危机。正常的、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助于社会的发展，但转型期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引发社会风险。第一，阻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他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已接近饱和；而低收入阶层虽然有较强的消费，但受制于他们自身的收入水平，他们的消费也无法实现；中等收入者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支出的预期，想消费但却不敢消费。这样，就导致了整个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进而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加剧了社会风险的发生。
第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不同群体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也会发生变化，使得不同人群在参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自由度及偏好有所区别。高收入阶层提出与自己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政治和社会要求；而低收入群体由于机会资源等的缺乏则极易造成心理失衡，产生一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随着转型期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这种“相对剥夺感”会不断地强化，一旦超出低收入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势必引发社会对抗行为的产生，甚至导致社会阶层矛盾的激化，进而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第三，败坏社会道德。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理由，就是来自于垄断地位和各种非法手段的牟利行为。这种状况很容易导致人们怀疑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造成社会心态的日益失衡。如果各种非法收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既会纵容那些不法分子继续利用各种非法手段牟取暴利，导致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更加猖獗，也会败坏社会风气，导致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等思想产生、“仇官”、“仇富”情绪蔓延。这些思想和情绪得不到矫治，就会引发社会风险。第四，损害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中国的执政基础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因而党必须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收入差距的不断过分扩大，必定会引起低收入群众对社会公平的不满，最终使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当前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也会影响民众对党执政的信任，从而动摇我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三、转型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化解社会风险的措施
收入分配理由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且关涉社会的和谐稳定。转型期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引发多层面的社会风险。因此，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化解社会风险迫在眉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只有通过综合性的改革措施，收入分配理由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第一，节制资本，提高劳动者酬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维护资方的合法权益，防止各种权力部门滥用权力侵害资方合法权益，但也必须节制资本、引导资本，让资本造福人民。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维护劳动者权益。为此，要根据经济发展程度稳步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水平，转变以往初次分配中资本和要素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状况；严格劳动执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利用组织的力量制衡组织化的资本力量，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
第二，营造公正的发展环境。营造公平的发展环境，首先，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业经营垄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运转、利益的获得都需通过市场竞争才能实现。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规范垄断性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合理分配利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其次，加强公共权力的监督，实行官员的财产收入申报和公开制度，消除腐败；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清理和取缔非法致富者的非法收入。再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创造均等的发展机会。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拉大。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需要改革户籍制度，逐步消除城乡居民户籍差别，实现城乡居民各方面的平等；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三，改革财税体制。从国际经验看，税收是发达国家调整最终收入分配的有力武器，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体现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当下我国现行税制在调节过高收入方面既缺机制又少渠道，达不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改革财税体制，一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使税收征收的比例随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增。同时，加强监管力度，对偷税、漏税、瞒报等不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二是政府适当减轻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的税收，使企业有更多的空间支付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增强企业发展的活力。三是建立和完善对遗产税、赠予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征收，以此调整资产收入对收入扩大的影响。四是实行本国居民与外国人士相一致的征税标准，确保税收公平。
第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因此，在调节高收入者过高收入的基础上，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政府需要不断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提高对弱势群体及进城务工人员的保障力度；加快财政转移支付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省以下政府间分配关系，使社会保障金的管理使用得到明确的法律支持和有力的监督，增强社会保障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参考文献：
[1]夏业良.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超美国[J].21世纪，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