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鲁迅 革命文学 姿态 境遇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可以被称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最重要的一次革命事件，其主要是对“五四”运动以及左翼发展的十年新阶段的一种承上启下的过度，也是开启左翼革命文学活动的第一。在国民党进行文化反动宣传的一系列活动的过程中，左翼文化团体成为了革命文学艺术形式反围剿的有力武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能够真正培养文艺新人的重要形式。本文对这次革命文学运动的全部过程以及鲁迅在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姿态与境遇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分析与研究。试图通过这种分析，探寻关于鲁迅在革命文学发展观念上的转变。并以此进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者的文学使命以及文化承载作用进行阐述。
一、鲁迅在革命文学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初期表现
郭沫若应当被称为是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先驱和倡导者，其早在1926年时就已经在《创造月刊》中发表关于革命文学的相关内容，并极力倡导进行革命文学运动。郭沫若认为，文学应当是革命的先导，只有先从文学出发进行革命与变革，使革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保障，才能真正使革命获得成功。在进行相关具体工作过程中还提出应当让青年人到工人中间去，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年人真正地理解革命的必要性，才能真正的形成革命之漩涡。而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对革命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尚持有怀疑的态度，其在这个阶段使自己保持一种十分低调的姿态，而使鲁迅保持这种姿态的主要理由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深思。1 文学观点不同
文学观点与对文学的认识角度不同是造成了鲁迅在这个时期其对革命文学保持一定距离和低调的最主要的理由之一。而出现这种情况又是因为在革命文学阵营当中存在部分人对革命文学的重要性的片面夸大，使得鲁迅对其文学作用与功能产生了排斥。
2 鲁迅个人境况变化
一方面，随着鲁迅年龄与阅历的增加，使鲁迅的态度更加严谨和平稳。鲁迅生活上的变化也使得其在参与任何内容或者作用上的活动时，希望能够以一种平静、温和的方式进行。
3 鲁迅思想上的变化
在接近20世纪20年代末的几年，鲁迅充分认清了社会形式变化，对其自身与文学的作用也有了重新审视。鲁迅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想要使革命取得真正的胜利必须通过武装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革命的胜利，革命文学只能起到一种推动或是推动的作用。
二、革命文学运动中独立抗争的斗士——鲁迅
随着冯乃超、彭康等一系列从日本归来的作家陆续加入创造社，创造社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壮大。1927年，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中提出了关于针对中国目前状况以及任务的议案内容。其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从新义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阶段。除了无产阶级，其他阶级都应当是革命的对象，根据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创造社的“新锐斗士”迅速掌握了自己的理论武器，并在此基础上，对过去的“革命文学”进行了改良。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口号。在具体的行动中，创造社将目标锁定在对鲁迅的批判理由上。除此之外，连同太阳社的蒋光慈以及钱杏邨等人也将其批判的对象锁定在了鲁迅的身上。而这些斗争的共同特点则是在于对革命文学的历史性以及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上，并认为鲁迅在这个过程中使对革命形成阻碍的最大障碍。因此，在进行对鲁迅的斗争中，其将论证的观点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即联合、破裂、论战、重组。面对激进派的强势攻击，以及对鲁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厉批判，鲁迅最初也有些猝不及防，在这个过程中，鲁迅曾经反讽的说，“我只是革命文学运动中的落伍者”的话语。但是，尽管鲁迅这样表述，其在接下来的回击中以冷静的思维，充分分析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革命文学道路的方向理由一气呵成写下了如：《“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其与攻击他的创造社、太阳社等文学团体之间的关于文学观点上的分歧。《醉眼》一文是鲁迅被创造社以及太阳社中的“新锐作家”进行批判的一种回击，鲁迅在《醉眼》中谈及的是关于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理由。在谈到文学对革命以及其他方面的作用理由时，鲁迅深刻地批判了那种可以夸大文学重要性的观点。而在《文艺与革命》这篇文章中，鲁迅针对文艺以及文艺与宣传的内容与形式方面也进行深刻的阐述与论证。就“文艺的革命先导地位和先驱性理由”进行了重要论述，带着怀疑的态度去评判文艺的先驱性。文艺虽然具有宣传性，但是宣传并非都是文艺。因为，真正的文学艺术，应当是一种以充实其内在的丰富性内涵和技术为前提，而不是本末倒置地寻求外部形式。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欲孽》中将这次论证推向了，这位名叫杜荃的作家给鲁迅冠以“封建余孽”的称号，说鲁迅是“第二重的反革命”和“不得志的法西斯”。而鲁迅也在自己的文章《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予以反击。在这次论战中，郭沫若说鲁迅对自己的籍贯、家族等符号作用的看重就是对封建观念的一种旧守。所以，鲁迅就是他们口中的“封建余孽”。而既然成为了封建旧守的保持者，鲁迅就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对头也成为了社会主义的对头，因此，在这个作用上说，鲁迅又是第二重的反革命。20世纪20年代末期，鲁迅就一直被冠以这样的名字进行文学创作。利用这种文化概念对旁人进行人身攻击的目的不禁可以揣测，大抵会有“灭人兴己”的意味。例如，我们所熟知的“二余”之争中，余杰以“余孽”的头衔批判余秋雨，正是带有这种意味的毫无来头的闹剧。杜荃对鲁迅进行的无限上纲的思维与“二余”之争中的情况极为相似，这种批判文章的内容虽然不同，但是结构类似，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化史来说具有十分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