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湖湘文化开端

更新时间:2024-03-1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关于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开端,学术界传统的观点认为,应当以1840年战争爆发为起点;事实上,只有当中西文化彼此产生冲突与融会,原来的文化发生了变异,朝着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真正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据此理论,以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为开端,更能揭示出湖湘文化近代化转型的特质。
[关键词]湖湘文化;近代湖南;开端
[]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4 — 0105 — 02
近代的史册上,记载了数不清从湖南走出的人才。正是湖湘文化从传统向近代实现转型,才为湖南近代的人才群体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关于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的开始,学术界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以1840年战争爆发为起点,二是以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为开端,笔者更倾向于后者。近代化,应该是物质、制度、精神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时代与社会的近代化特色。而文化的近代化,应该是以西方文化的输入而产生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汇为标志,如果西方文化只有输入,而没有受到本土文化的接纳,就不能使本土文化表现出近代化的特征;只有当中西文化彼此产生冲突与融会,原来的文化发生了变异,朝着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真正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

一、甲午战争前

甲午战争之前,湖湘文化对西方文化采取强烈的排斥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西洋教加以排斥。基督教文化是最早传入湖南的西方文化,从清朝雍正开始有天主教堂在湖南衡阳和湘潭的出现,到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传教士在湖南取得合法权,基督教在湖南的传播本应该是迅速增长,但湖南人焚烧教堂、驱逐教士等强烈抵抗的行为使得基督教在湖南一直都难以立足生根。当时比较有名的便是“周汉卫道”,他在狱中的供词中说:“忠诚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由此可以看出,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的“圣道”。
二是对西方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一概排斥。最典型的例子是当时的湖南人对“制造轮船”的看法。湖南一些有识之士,如郭嵩焘曾创议在湖南与湖北之间筹建轮船,以分洋人之利,不料遭到大部分湖南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只要轮船一开,便会给外国人入侵内地提供方便,民船也会丧失优势。郭嵩焘还因此遭到了官员刘锡鸿的弹劾,其创议便被扼杀在摇篮之中;1872年同治中兴的贵官曾国藩病死在金陵,当他的灵柩由轮船送入长摘自:论文查重www.808so.com
沙时,竟遭到官绅的大力抵制。当时的一个英国人评价得很精辟:“多年以来,湖南是大陆腹地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业的反感,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因此,这里不仅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官吏和军队,也出现对基督教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留情。”当时的《万国公报》是这样评价的:“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以上等等,足以见得当时湖南的守旧风气所达到的深度。
当沿海的地区已经逐渐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湖南的各个层面都还是处于传统的状态,尤其是文化层面,更没有越出传统的氛围。曾国藩的“儒家之军”竟打败了太平天国,使得儒家传统得以保存和巩固,给了湖南人民带来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滋生出了“中国不能一日无湖南”的虚骄狂妄之气。在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狂妄之气的作用之下,外界发生的种种变故,湖南人便不屑一顾。当时有人如此评价:“自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之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激起些许涟漪,所以当洋务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而魏源、曾国藩等虽是湖南人,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前,他们的先进思想的产生与实践,却都与湖南没有关系,外界对他们的肯定与赞扬,也都是甲午之后的事情。

二、甲午战争后

关于甲午战争之后,湖南便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是古代湖湘文化的精神的影响,特别以王夫之、魏源等典型代表的思想为动力。笔者认为,古代的湖湘文化与近代的湖湘文化的传承关系不可磨灭,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种思想背景就是引起湖湘文化突变的关键因素。湖南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日甲午战争湘军的溃败刺伤了湖南人的自尊心。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造就了湖南人自认为的湘军的“神话”,而中日甲午战争湘军的溃败使得昔日的荣耀和自我陶醉一扫而尽。当时,湖南人以日本人为榜样,兴起了“西学”的热潮,表现出一种崭新的姿态,“舍己从人取于人”。因此,甲午战争之后,一大批湖南人,从传统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在先进官吏如黄遵宪等的支持下和梁启超等康门弟子的帮助下,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推动着湖湘文化向近代化迈进。
二是湖南人易走极端,保守与激进并存的性格特征。湖南曾是“四塞之地”,湖南人的极端性格在甲午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甲午之前,湖南人在全国范围内是保守出名,但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一场湖南维新运动,就一改湖南昔日的守旧风气,“开民智”、“倡西学”、宣言“西政”、与保守派做斗争等,一跃成为全省最有朝气的一个省份。谭嗣同就是当时一个典型的代表,提出了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主张。更为激进的是,湖南人樊锥等提出了全盘西化。就如当时舆论所评价的:“湖南素称守旧,而今日丕变之急,冠于行省。”可见,湖南人的激进与保守,都在近代走向了两个极端。
三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学风早在宋代湖湘学派创立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并代代相传。近代典型的代表是曾国藩和左宗棠等人从魏源的思想论著中得到启发,办起了洋务运动。此外,还有后起的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维新派、革命派等都是实践了“经世致用”的理论。湖南人这种浓厚的“经世致用”意识培养了湖湘人士强烈的政治意识,孕育了近现代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关心国运、为国捐躯的湖南人,最典型的应数近代一大批杰出的政治领袖。这种政治上的“经世致用”也造成了近代湖南的另一种倾向:经济上极冷。首先,湖南本身的地理位置就不适合发展贸易,“鱼米之乡”的美称使得湖南人难以摆脱农业为本的思想桎梏;其次,近代顽固的守旧势力对沿海西方潮流的抗拒加重了湖南近代化起步的难度;再次,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侧重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湖南人对经济发展的忽视;最后,湖南处于中部,多次成为战争的主要阵地,无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拥有资金的人不投资实业而热衷于粮行、典当和煤矿暴利。
此外,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湖南人的急功近利,过于强调经验的作用而忽视了理论的建构。近代以来,湖南人积极入世明显表现在政治上施展抱负,难免“形成一种浮躁的学风和行色匆匆的人生经历”,如杨度所扮演的多重历史角色,主张政治有帮助袁世凯搞封建复辟。这种急功近利,深度的原因便可以追随到湖湘文化作为理学的一个分支,近代的湖南境内,儒家的传统思想还相当浓重。因而,在这种儒家文化的浸染中成长的士人,便是倾向于凭借着自己的经验、直觉和感性去从事学术的研究,缺乏理性的思维去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更为甚者,这种过分讲究实用的思想便使得士人难以摆脱政治功利的枷锁,失去了独立的学术品格。因此,近代湖南的政治军事人才辈出,但是在思想领域没出现如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提出各种思想的人才。
湖湘文化逐渐走向近代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湖南维新派积极打破湖南守旧排外的传统,宣扬西学。首先是主张“开明智”、“倡西学”。针对传统人士主张的“唯我独尊”的封闭心态,维新派告诫国人,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空间,中国“仅居其一”,这个“其一”,并非凌驾于“其他”之上,而是与“其他”相并列;针对守旧派把儒家文化奉为至高无上的“天理”的自满观念,维新派认为,儒家文化并非“天理”的唯一代表,世界之公理才是真正的“天理”,因此,西方文化应该是与中国文化处于平等的低位;其次是主张“中体西用”。大部分的湖南维新人士在维新运动初期尚未意识到学习西方政体的重要性,依旧延续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主张。对比当时其他许多省份都已经兴起学习“西政”的热潮,湖南似乎显得有些落后,主要有湖南开放较晚,难以“毕其功于一役”、文书仍标榜“中体西用”,湖南官员不敢冒险、大部分维新人士处于减少阻力的考虑等原因;最后是“新旧之争”。湖南维新运动的后期,谭嗣同、梁启超等已经升华到了主张“西政”的高度。谭嗣同大力宣扬西方平等、民权思想,梁启超则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大力批判中国的“体”,个别激进人士甚至是提出了“全盘细化”的主张。可见,甲午战争之后,湖南维新人士的宣传使得湖南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推动了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源于:论文封面格式www.808so.com
进程。
第二,维新派积极推动湖南近代化变革,开创新局面。首先是开设新式学堂。湖南第一所近代化学校湖南时务学堂,除了设置经史之外,还开设了公法等西学的课程,湖南近代化专门学堂武备学堂也采用西方作为培养新式军官,此外,湖南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教育体制改革,推动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其次是举办学会。南学会的设置成为了湖南传播新学的领导中心,其他各种学会的设置使得湖南移风易俗蔚然成风,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湖南不缠足会和长沙延年会的设立,分别在破除妇女缠足陋习和树新风、除旧习方面起到了龙头作用;再次是实施市政管理。湖南保卫局的设置开创了中国机构的先例,它不仅负责通缉罪犯,在卫生、交通、治安等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负责收容和改造社会不法分子的迁善所;再次是近代文化设施的设立。湖南最早的近代杂志和日报《湘学报》和《湘报》是传递信息和思想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传播西方文化和批判封建文化的重要阵地;最后是新式企业的开办,主要有矿务局、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制造公司、发电厂、轮船营运、铁路修建等。可见,湖南在甲午战争之后,物质方面、制度方面、社会心理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推动着湖湘文化向近代化转型。
综上所述,中国的近代化,并非是由中国社会内部孕育而生,而是来自于外部资本主义的侵略;而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稳定的文化思想体系,要比经济、政治更难以打破甚至是摧毁。因此,当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已经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甲午战争之后,处于内地的湖湘文化才步入近代化的行列。
〔参 考 文 献〕
〔1〕周秋光.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及其人才群体现象与原因〔J〕.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2).
〔2〕周秋光.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与历史缺陷及现实价值〔J〕.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3).
〔3〕郑焱.近代湖湘文化概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李军林,等.近十年湖湘文化研究述评〔J〕.船山学刊,2010,(02).
〔责任编辑:冯延臣〕

点赞:20160 浏览:92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