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准确把握人民政协协商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历史联系
政治就其产生而言，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利用革命行为，推翻封建专制政治而创造出来的一大政治文明成果。西方政治最地表现在：社会公共权力（国家权力）在不同政党间进行分配、占有、使用时，由社会成员（或其代表），根据宪法规定，按程序独立进行选择和表决的一种政治行为及其结果。西方政治是历史阶段性产物，它的主要途径是制定宪法，明确国家性质和政权组织形式，以所谓选举或表决方式，来明确国家权力来源理由。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发展人民、实现政治是中国的一面旗帜。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同时由于诞生于近代社会的各政党在解决“三座大山”压迫、解放四万万人民翻身的历史课题上作为不同，各政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程度不同，在革命胜利后就形成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政党关系。中国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与人民有着广泛的天然的密切联系，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共和国诞生后执政党，与同呼吸、共患难的八个政党，共和国的参政党，政党间不去进行政治分权式的谈判，而是进行决策式的协商。于是，新中国的政治就有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设定、体制机制与形式表达，我国的国家性质、政治体制、模式就地不同于欧美各国。1949年建立新中国时，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了为了避开“人民”与“”一词的同义，才略去“”二字。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国号中，就有“共和”四字，其中包含着协商的含义。
二、明确人民政协协商的宪法定位
我国是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又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因此，人民政协作为这种基本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其协商，不仅具有政党政治的内涵，而且具有政权政治的内涵，与选举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作为人民国家的两种模式，渗透到政治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经常运用到各种体现精神的政治组织之中。如经常说到的还有：党内、党际、民族自治、群众自治。实际上，党内、党际、民族自治、群众自治，包括人大组织中的、政协组织中的，从发扬的主体维度所进行的划分，其中都会包含着选举、协商的形式和策略。而且，协商与选举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内在统一、相辅相成。选举体现在人代会，实现的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协商体现在人民政协，实现的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我国是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协商已经写进党的十八大报告，全党共识，党政、社会关注，但它不是政治运动，也不是一般的政治作风，而是一种制度。
三、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的渠道作用
协商经过多年的探索，渠道不断拓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渠道上：一是统战部邀请党外人士，进行协商；二是人民政协由党外人士参加，共同开展协商议政；三是人大常委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中有党外人士构成；四是政府及其部门有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一起合作共事。在这样四条渠道中，都会有政治协商。但不能将协商泛化，有些渠道有协商，但主要不是协商。实际上，对我国协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动，应当说人民政协功不可没，率先是由全国政协发起的，我感到，应将人民政协理解为协商的主要渠道，这是人民政协对自身的一个理论自觉、制度自觉和道路自觉。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的主要渠道作用，一方面，要把协商做充分，履行好政协的职能。协商是一种政治协商，重大的政治理由或国是理由，是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目前的政治理由，如党的政治报告、人事安排，主要是党委利用党的统战部，邀请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人民政协在这方面的作用发挥在党的领导下，凸显。同时，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社会优势，顺应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开展社会各界人士的协商，为社会各阶层实现政治对话提供平台，全面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诉求。
另一方面，要把增进共识做充分，发挥好人民政协的协商功能。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其工作原则是求同存异。人民政协协商的价值在于用公共理性引导多元、分歧、差异带来的冲突，对话、沟通和交流，使大多数参与者都或多或少修正自己当初的观点，包容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倡议，逐步形成共识，向趋同性方向发展，从而找到各种愿望和需求的“最大公约数”。这就意味协商应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结果，对党和政府决策具有参考价值，并能在决策形成的基础上，达成政治共识。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与中国的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