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经济已进入重大转型期
市场已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第一，外贸出口市场扩张速率减慢，竞争越来越激烈。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2003-2007年年均增长16.6%，2008-2012年年均增长3.2%，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的扩张速率明显减慢了。另一方面，经过持续扩张，中国出口产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2002-2011年，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由19916亿元扩大到101946亿元。与此同时，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持续较快扩大，美国近年开始启动再制造业化活动。国际市场的生产和供给规模持续扩大。中国产品出口市场供求关系已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我国出口增长率由2003-2007年的29.2%，降低到2008-2012年的9.4%。
第二，国内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发展空间的限制，城市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了调整期。2002-2010年，我国汽车销量年均增长24%，2011-2012年，降低到3.4%。尽管未来汽车市场将有温和恢复，但受城市交通状况、对汽车保有量承受能力的限制，预计轿车进入家庭步伐将阶段性放慢。2002-2010年，城镇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年均增长18.7%，2010-2012年，年均增长2.7%。2012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销售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恢复性的。在一、二线城市供地制约和稳定房价背景下，房地产市场扩大的时期已经结束。这些情况意味着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汽车和房地产市场需求增速降低，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减弱。
第三，国内投资增长速度减慢。受城市发展空间、地下设施配套能力、地方政府资金能力的限制，预计以城镇建设为主的地方投资扩张能力将减弱；房地产汽车产业发展减速，出口增长减速，企业和产业投资活动开始降温。这些都将导致投资增速阶段性下降。
综合以上情况，出口、消费、投资等三大需求增速都出现了阶段性降低，国内外市场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支持企业数量扩张和大量丰厚利润的市场条件不复存在。
要素成本水平明显提高。2002-2012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由12373元/年增加到46769元/年，增长了377%；工业生产者购进指数上涨了63%，建筑安装工程指数上涨了38%，固定资产投资指数上涨了137%。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持续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支持企业低成本扩张的要素低条件也不复存在。
市场需求增速下降，使企业订单增速下降；供求关系转变和市场竞争加剧，迫使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些会转变企业和整体经济数量扩张的发展模式。要素成本的明显提高，使粗放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遇到成本方面日益加大的压力，迫使企业越来越注意节约人力和各类物质资源的投入。这意味着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中国经济发展正面对重大考验和挑战。
经济升级体制改革是核心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增强体制机制的竞争性。
应对市场条件、成本条件的深刻变化，更充分地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竞争实现企业和生产能力的优胜劣汰，在不断地新陈代谢之中，由市场选择企业，决定产能水平和结构，竞争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企业素质和竞争力提高。与供不应求的市场和的规模扩张比较，形势要求体制机制要更富于竞争性，更强调做的好、做的优秀。要体制机制的完善，提高市场择优汰劣的能力，推动企业为主体、利润为主导、产品和服务性价比为评价标准的市场竞争活动在更广阔领域展开，积极扩大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范围。要放开市场准入，推进各类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取消行政审批、特许经营等各类显性隐性的市场准入壁垒，打开长期存在的“玻璃门”“弹簧门”。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降低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要严格执行破产退出制度，对资不抵债的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要及早破产退出。各级政府应切实转变以保破产企业的方式保产值规模、保就业、保稳定的思维定势。尽快转向保基本民生，保基本生活，保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住房保障等方向上来。要着力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以建立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主线，不断提高市场活动的透明度，提高信用记录的完整性、真实性，努力实现责任明确，竞争公平，行为有序。面对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不断提高的成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已从增强经济活力转向加强经济行为的责任约束，这是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趋于成熟定型的里程碑。
其次，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加快建设高效、透明、服务型的政府。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看，市场作用发挥的程度，经济体制完善的程度，取决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程度。应对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建设高效、透明、服务型政府的任务十分重大和紧迫。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从直接组织资源配置，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转向负责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线，为企业维护透明、公正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高效的执服务。应加快调整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将教育、医疗、保障房、基本社保等公共服务指标放到主要考核位置，监督测评对政府工作形成有效约束。要注意结合公共服务的提供，加强享受公共服务人员的各类信息登记、管理工作，为社会管理奠定基础。要围绕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责，合理划分不同层级间政府的权责关系，推进政府间关系的合理化、制度化、规范化。基本公共服务应更多由政府承担。政府还应该在国土空间布局长远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好主导作用。着眼长远和整体，高质量地抓好城市产业布局和硬件设施打基础的工作。
第
三、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启动高品质的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相对滞后，已经制约了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制约了内需扩大的空间；也制约了人口和劳动力的转移，制约了工业化、信息化发展的步伐。在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条件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的同时，要加快启动高品质城镇化进程，解除城镇化瓶颈制约，释放内需和经济发展空间，为我国经济更高水平、更可持续、更小代价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我国到目前为止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基本处于自发、粗放和扩张状态。缺少系统性、科学性、长远性。各地城镇建设基本以行政管辖边界和行政任期为地域和时间根据，导致城镇规划布局、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产业与城市群的合理组合等方面受到不利影响。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理由，导致人口和产业过度于少数大城市，已经不堪重负。这些方面理由的累积正在越来越严重地限制着城镇承载能力的提高，限制着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高品质发展。国家要加快组织制定面向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国土空间布局规划，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以城市群为基础科学安排城市和产业发展远期布局方案。各级政府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着眼长远、注重质量，“好”字当头，适度超前地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地下管廊、排水、地铁等地下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提高城镇公共服务能力，扩大覆盖范围，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抓实抓好。在科学规划指导下，着力提高城市发展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加快提高城镇对人口和产业的承载能力，解除城镇化对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对工业化、信息化的瓶颈制约。（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