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您在自己的创作谈《我为什么写作》里提到曾经在“越过越恐慌的日子里，我把自己的生命拷问成了一只悲伤失望的口袋”，是否有某段生活经历让您感到“恐慌”？它对您以后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请谈谈您的童年。
东 紫：这段恐慌的日子出现在三十岁左右，或许是因为“三十而立”这个观念在追打的理由。我第一次认真地回看生命，发现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自己曾经梦想过的很远，而正在行进的又恰巧不是自己所喜欢的，也不是能驾驭得很好的生活时，就恐慌，为生命的虚度而恐慌不已。
因为要安慰自己的这份恐慌，才开始认真地对待写作。写作最初的目的之一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自我安慰的借口——我不是无所事事呀，我在学习写作。
我的童年和那个年代沂蒙老区的孩子的童年一样，贫穷、贫苦、贫乏。说来惭愧，在读中学之前我是没有光明正大的理想的，每天除了上学还有家务要做，喂猪喂鸡喂兔子喂弟弟妹妹，最开心的事就是放学的时候家里的门是开着的——这样就能吃到东西。我也不知道世界很大，以为北京就是最北，而家南面十几里外的官庄就是世界的南端，直到有一天我去了那里。小时候，体弱多病、乖巧听话，是个半点“小恶”也没有的好孩子，最喜欢最幸福的就是听母亲讲故事。我母亲有无数的故事，用她教给我的歌谣说就是——汽车运来火车拖，运来运去还有半心窝。母亲的故事讲得可谓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或许就是因为母亲的故事给我种下了热爱文学的种子。
张丽军：印度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的小说让您觉得生命是盛满悲伤和失望的口袋，而博尔赫斯又让您生命悲伤失望的口袋重新吹挂成帆，于是您开始学习写作，您还读了哪些对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您对世界的认知受到了哪些作家、文学朋友（如江非）的影响？
东 紫：博尔赫斯是我要感谢的人，因为他说了那段让我至今还能背诵的话——一名作家，或的人，都应当把发生的事看成是一种工具。他碰上的事都有某种用处，对于艺术家来说尤其如此。他所遇见的一切，甚至侮辱、不幸等等，一切对他来说就是一块陶土，一种创造艺术的材料，他应当利用它。
我记得最初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巴别尔、邦巴尔、胡安·鲁尔福、张爱玲、王小波和卡夫卡、博尔赫斯，对于后两者我觉得自己那时喜欢的是他们的人而不是作品，到现在我也没有把他们的全集读完，但一本《卡夫卡对我说》和《作家们的作家》是我读了好几遍的，他们两个让我看到作家应该具有的素养和灵魂。
朋友，本就是让人温暖互助的，因文学而成的朋友是能暖到人心底暖到灵魂的，因为相识相交的过程没有俗事利益的侵入干扰。江非是第一个让我懂得这种温暖的朋友，那是二○○○年的正月初六，也是我最恐慌的一个春节，我在莒南火车站卫生室的抽屉里看到他寄给我的信，名字和地址全是错的，因为有铁路两个字才被送到。这封信里他给我分析了三个小短篇的理由，并真诚告诫我不要陷于女性写作易出现的小雕琢。这封信让我泪流满面，让我知道文学里面的人如此良善美好。后来，对我有醍醐灌顶作用的是刘烨园老师，在铁路局组织的文学讲习班上，他敲着桌子问大家：既然你生命里有文学这种天赋，而你不好好对待它，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这条命吗？！从那时起，我常用这句话问自己。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才真正认真地对待写作。再后来，我了老师朋友的帮助、关爱和扶持，这种无私的真诚的关爱和扶持让我时常觉得文学有着宗教的力量和温暖，如果我自己不真诚地对待文学是罪过的。
张丽军：您的一些作品对人性的体验非常深刻，这是否与您的医务人员身份有着密切联系？您独特的社会身份对您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您曾说在莒南铁路上生活过一段时间，您是怎样药师的？在您药师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开启了文学之路？请谈谈您的校园生活和文学跋涉之路。
东 紫：或许吧，毕竟我每天看到的人的生老病死，在别人那里可能是比较少遇的事，在我就是常态。药师对我来说不是如愿的选择。我记得当年最希望的是读文学，其次是当老师，都没有实现才成了药师。校园生活大时间是很可怕的，每天要应付化学，我曾经数过我一共学了七门化学，好在到今天我终于把它们忘干净了，除了几个简单的分子式我已全部还给老师了，给我的脑子腾出了一些地方来读书写作。我读初中的时候，正是全国诗社遍地开花的年代，我的语文老师王世联和他的文友张荣山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农民诗人。我因为作文好，深得老师的喜欢，又因为字写得还能说得过去，有幸被选中帮他们刻写蜡纸、油印刊物。这就是我与文学的初识。至今想来还能记起老师们聚会时朗诵诗歌的样子，还会为那些场景感动。那以后，我也学着写诗，学着和朋友成立自己的诗社。但也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写的诗大多是细节的叙事的，几年后才彻底承认自己没有写诗的天赋。
张丽军：您的作品风格与其他作家有着明显的区别，像《我被大鸟绑架》、《饥荒年间的肉》，比较奇怪，而且具有明显的先锋风格，这是否与您的职业有关系？您早期的这种写作风格是什么理由造成的？说有什么独特的用意？请谈谈您的第一部作品。
东 紫：哈，要说先锋，应该是我母亲最先锋，因为小时候她讲的故事都有这种风格。对我自己来说，我写一个东西之初是不会考虑风格什么的，我只是寻找一个自己觉得最适合表达表述的形式。《我被大鸟绑架》就是觉得只有利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把事情翻转了落到人的身上，引人感知惊醒。《饥荒年间的肉》最初的核，是母亲讲过的一个小故事，记得当初听时我就特别害怕自己将来出嫁时也会被人洗眼。这个小说的确隐含了我自己的想法，我最得意的是在里面写出了“二嫂”这个人。严格说来我的第一部小说作品是短篇《最美的是山菊花和亲嘴儿》，写于二十二岁，写的是我三姨的爱情，风格和现在很像，前些日子整理东西翻出来，觉得自己二十年进步很小。
张丽军：《天涯近》、《珍珠树上的安全套》、《显微镜》等小说较之先前的小说风格有了转变，走了“好读”路线，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大刊打开了局面，因此也受到了人关注，您怎么看待前后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
谈文学，是悲悯果子
更新时间：2024-03-20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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