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文化的国家，在其各种宗教活动中，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充分吸收各种外来宗教艺术，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艺术体系。在中国的宗教艺术及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的不同流派，它推动了中国宗教艺术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尤其到了大唐盛世，各艺术体系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吴道子、周昉等一批杰出的画家，连同萧梁时期的张僧繇、北齐的曹仲达，形成了中国宗教传统艺术创作的四种基本样式。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说：“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此即后世所谓四家样，实指四种不同的流派和风格。
何朝宗，又名何来，德化县浔中镇隆泰村后所人，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驰名中外的陶瓷雕塑艺术大师。他善于学习和继承中国古代传统宗教艺术的表现形式，吸收泥塑、木雕、石刻等各种流派的创作手法，结合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总结出了“捏、塑、雕、镂、贴、接、推、修”的八字技法，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何派”艺术并享誉世界。何朝宗的作品题材十分广泛，内容多为神仙、佛像，如达摩、弥勒、罗汉、观音、如来、吕洞宾等。因此，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就必需深入揣摩各种宗教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特征。从他塑造的宗教人物形象上来看，何朝宗已深得中国宗教传统艺术的精髓，能把中国宗教传统艺术有机地结合运用起来，气势纵横飘洒，节奏抑扬顿挫，且不拘一法，灵活自然。有时一件作品，就综合运用了多种艺术样式，如一些立式塑像，其衣袂飘举处是“吴带当风”，胸腋紧身处又用了“曹衣出水”式。下面我就从何朝宗的作品的造型分析和比对中，谈谈中国传统宗教艺术“吴家样”、“周家样”、“张家样”和“曹家样”对何朝宗陶瓷雕塑造型艺术创作上的影响。
一 “吴家样”。为唐吴道子首创。他的画注重整个画面气氛的统一和具有运动感的表现，用状如兰叶，或状如莼菜的笔法来表现衣褶，给人一种“天衣飞扬、满壁飞动”的视觉效果，因所绘人物“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后人赞之为“吴带当风”。 与西方艺术的写实性不同，吴道子这种注重形象的饱满与张力的表现手法，特别是兰叶描的运用，自然舒畅，奔放不羁，充分体现了中国艺术的“传神写意”，即不为对象实体所役，而是充分运用作者的主观想象，创造出高于真实而又不脱离真实的艺术美。
在何朝宗的一些立式雕塑作品中，为使人物形象更加伟岸、饱满，何朝宗充分运用了“吴家样”的表现手法来塑造人物的上半身。何朝宗的立式塑像，只有五个头高，虽不符合中国古代“立七坐五盘三半”的比例，但如果我们着眼于作品的整体造型设计去欣赏它，我们就会对何朝宗将人物塑像调整为五个头高那大胆的艺术手法感到由衷的赞叹和钦佩。何朝宗把人物形象由七个头高压缩为五个头高，其压缩并不是根据各部位比例均等压缩的，而是上半身基本不压缩，采用“曹家样” 的表现手法压缩了下半身，这样以“吴家样” 表现手法塑造充盈的人物上半身与被压缩削弱的下半身形成的对比，并在对比中又形成统一和协调，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具稳重和力量而感觉伟岸、饱满。尤其是人物衣纹的刻画，大多衣袂飘举、线条潇洒流畅圆转，长短交错，仿佛迎风踏浪。 “吴家样”是何朝宗雕塑创作的主要艺术手法，此类作品众多，代表作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渡海观音》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达摩渡江》，二者人物仿佛兀自迎风而立，衣袂飘举，甚至充盈鼓胀了人物的躯体的衣物，整体造型上显得庄重又不失灵巧。
二 “周家样”。为唐代周昉所创，其特点是“曲眉丰肌，衣裳劲简、色彩浓丽”，所绘仕女形象面容饱满，体态丰腴，色彩浓丽，华美绮丽，是“唐代风韵”的典型样式。其绘画风格被称为“周家祥”。何朝宗的雕塑作品中，许多人物（尤其是观音）面庞圆润，体态丰盈，手足肥厚。何朝宗这样处理这些宗教人物，使得欣赏者对这些形象的感觉是健康美丽和和蔼可爱的，从而使人感觉亲切，贴慰人心的。这是“周家样”对他艺术创作的具体影响，尤其是他妙创“水月观音”之体，对何朝宗瓷塑观音影响甚大。如英国P.J.唐纳利的《如意渡海观音》，观音菩萨像端庄肃穆，额头宽阔，面如满月，双目微闭；气质高雅，曲眉修目，眼梢上挑，鼻脊高挺，口角微翘；体态丰盈，下颌丰满，双耳硕大下垂、颈饰项圈，胸佩如意云纹宝珠牌，双手佩环，右手作法状于右胸前，左手持如意于腹前，双腿踏浪，部分足掌露于裙外；衣饰华丽，胸前及衣裙上饰联珠璎珞，手腕戴臂钏，全身装饰十分繁缛；意境优美、姿态优雅，神情恬淡闲适，悠然自得，显得高贵典雅又不失柔美恬静，是一种典型的“水月观音”样式。
周昉绘画的另一成就就是把佛典仪范宗教画，与以现实生活为范本的人物统一起来，使作品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新的素材，从而赋予它们以蓬勃的生命力，其艺术形象上充分体现了时代生活的特点和审美思想。在何朝宗的陶瓷雕塑作品中，就能很好地吸收和运用这一特点，何朝宗瓷塑观音像感人的艺术魅力，还在于这些陶瓷雕塑作品塑造的虽然是宗教的人物形象，但同时也表达出了何朝宗心目中中国封建时代生活的特点和审美思想，并且能很好地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视觉形象性与心灵性的高度统一。泉州市海外交通历史博物馆珍的《渡海观音》，雕像高46厘米、底座宽14厘米。观音头额正中饰白毫，发结髻，上有如意，顶披巾；衣褶深秀，带作结状，露胸、系璎珞，双手藏袖作左拱势，露一足踏莲花，另一足水花掩盖，作踏浪凌波渡海之势。造型仪态宛然，面目娴雅秀丽，表情平静安详，双目低垂凝思。双唇紧闭，嘴角上浮现笑意。整尊观音的塑造，就是按照中国人的面孔和衣着打扮来塑造的，看她那风韵多姿，体态万方的造型，完完全全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古代的形象。它已不再是完全受神权思想的支配的宗教人物形象，而是赋予她新时代那种健康的情操和人生美的涵义，充分体现着人们对富庶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三 “张家样”。由萧梁时期的张僧繇创立。所绘佛像，引书法用笔中的“点、曳、斫、拂”等策略入画，线条精简，唐张彦远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 很象现在的速写，被称为“疏体”。 他吸收了天竺等外来艺术之长处，在中国画中首先采用明暗法、法，这种策略对于形体的空间塑造有很大帮助，能使画面具有立体感，画出的人物像和佛像形象丰满健康、栩栩如生，骨气奇伟、传神逼真，称为“凹凸法”。其样式，为雕塑者所楷模。瓷塑本身就是三维的视觉艺术，然而要在丰满健康形象上传神地刻画人物的骨气，并非易事。在何朝宗的陶瓷雕塑作品中，不仅擅长对传统人物 “形神兼备”地刻画，甚至有些作品能很好地运用人体解剖知识来塑造人物，具有很强的具象性、写实性。如现存中国福建省博物院的《文昌帝君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文昌帝君头戴唐巾，两脚带缚于后分垂颈肩。国字脸，丹凰眼，大耳，嘴部四周裂缝填充须髯。身着宽袖长袍，正襟危坐，左手执玉如意，右手自然下垂，两足蹬靴微露，上胸袍领外翻内露交角衬衫，腹部上下束带中间显示雍容大肼，其余袖臂衣身下摆各随手足之势，或弯曲转折，或突起拖曳，或深陷掩映，极富层次变化，形象丰满健康，佷显人物精神气度；又如英国牛津阿斯摩林博物馆藏品《坐式达摩》，对达摩的刻画造型简洁，线条精简，结构明显。尤其是头部的刻画，前额宽大，鬓发卷曲，双眉紧锁，二目俯视，骨气清奇。其形象，充分体现着明中叶那简约柔和、清淡舒展、饱满内敛这一时代特征。四 “曹家样”。由北齐曹仲达开创，此种风格用笔的效果在衣纹表现上较为稠密，后世评述他的风格说：“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 “ 衣服紧窄”正说明衣服是紧身贴体式， 状若出水，即所谓“曹衣出水”。这一风格吸收了印度笈多朝造像的特点。“曹家样”对何朝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立式雕塑的下半身及人物胸腋紧身等局部和细节处的处理上。瓷塑是小工艺品，做不得大器形，如果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比例来塑造形象，那么人物形象就难显饱满和张力，何朝宗在塑造形象的过程中，运用“曹家样”表现手法，衣物紧贴下体，有效压缩了人物的下半身，这样的艺术处理手法虽然是为了突出人物的上半身饱满和张力，但上半身又通过运用一些线条走向和呼应等艺术手法，与削弱的下半身形成协调，并不会让人感觉下半身有什么不妥之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达摩渡江》，达摩身着长袍僧服，双手拢袖于胸前，就在胸前形成很多下垂感很强的衣纹线条，这些线条即和下半身的下垂线条产生协调，有效地掩盖被压缩削弱的下半身，又能巧妙地利用观众的视觉“错觉”原理，拉高达摩的整体形象，极大地表现了瓷塑大师丰富的想象力和独具一格的艺术手法。
正是在这些局部和细节处的处理上，充分显示出何朝宗是个善于运用夸张、对比等形式美感的高手。也正因为有“曹家样”的紧收，才对比出“吴家样”的张力，二者的交替使用，使得作品在统一中有对比，矛盾中达到协调。
《易经》中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是由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补充的儒道两家美学所构成的。是一种超越自然物态的审美。而后兴起的禅学，尤其是在追求对人世的利害得失的超越而达到精神自由这一点上。“在雕刻里感性因素本身所具有的表现都同时是心灵因素的表现”。在何朝宗的瓷塑作品中，将观音表现为世俗人间美丽善良的女性，她与自然融为一体、与万物和谐；将自我同化于自然的整体之中，达到一种有我而又无我的审美艺术之境界，即“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的美学境界。他充分实践着我国古代宗教艺术的四种样式，结合吸收泥塑、木雕、石刻的创作表现手法，并领会其精要，灵活运用。不仅塑造出了各种特定仪态，且能表现出特有的思想性格。既保存着神秘奥妙的宗教色彩又蕴寓着美好的艺术意境，达到了现实性与艺术理想性的完美统一。
北京故宫博物院--《达摩渡江》
（作者单位：德化龙井窑陶瓷研究所）
探索传统宗教艺术对何朝宗瓷塑造型影响
更新时间：2024-03-01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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