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的智者来说，世界是不可能被征服的；明智的君王只能顺应其潮流。
尼克松任内最戏剧化的事件几乎完全发生在黑暗之中。尼克松坚信去往中国的外交使命若要成功，秘密从事。公开的使命必定会触发美国政府复杂的内部背景调查程序，以及来自全世界，包括台湾（仍然是承认的中国政府的强烈磋商请求）。这将危及和北京的前景，其态度还有待观察。透明度是一个的目标，但是建立一个和平国际秩序的历史性机遇同样紧迫。
因此我的团队出发经由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公开宣称是代表总统进行的实情调查之旅。的团队包括各个部门的美国官员，以及前往北京的核心小组——我本人，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三名助手及两名安全特工。为了抵达那个戏剧性的终点，疲惫地在每个城市停留，煞有介事，枯燥无比，以致媒体不再追踪的行程。在拉瓦尔品第，我借口在喜马拉雅山脚的一个巴基斯坦山间避暑地休息（假装生病），消失了48个小时——但我真正的目的地是北京。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首席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上校（后来的将军）了解我真正的使命。
当美国代表团1971年7月9日抵达北京时，我已然经历过中国人微妙的交流方式，但并不了解北京的谈判方式，更不了解中国人迎客的方式。美国人与人的外交经验来自它与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主要是安德烈·葛罗米柯，此人善于将外交事务转变成官僚意志的考验；他在谈判中的正确无可挑剔，但在实质理由上寸步不让——有时让人感觉他在过分地自律。
中国对秘密使团的接待和在随后的对话中，却无任何过分之举。除去两晚16小时的休息，这两个曾经卷入战争，濒临战争，历经20年未有任何外交接触的国家只有不到24小时来进行它们之间的第一场对话。实际上正式的谈判只有两场：我抵达那天从下午4∶30到晚间11∶20的7个小时；第二天从中午到下午6∶30的6个小时。也许可以说中国人显而易见的淡漠是在施展一种心理压力。当然，此行若毫无进展，对尼克松总统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尴尬。但假如对两年来的中国外交估计正确的话，是迫于情势紧急才向发出邀请，而北京对美国使团的冷落只会使情势急转直下。
对抗对双方都没好处，那就是来北京的理由。尼克松急切地想让美国将目光投向越南以外。毛的决定则是意在迫使苏联武力对抗中国之前做到三思而行。双方都不能失败。双方都深知其利害关系。双方的分析罕见地一致，决定利用大时间探讨彼此对国际秩序的看法。那天当周恩来总理到来时，的握手是一个深具象征性的手势——至少持续到尼克松抵达中国公开这一手势为止——1954年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与周握手，这一轻蔑举动激怒了中国，尽管他们时常表明其无碍。接着来到宾馆会议室，面对面围着一张铺有绿色厚羊毛毯的桌子坐下。此时美国代表团第一次亲身面对这个与毛并肩经历了半个世纪革命、战争和外交斡旋的非凡人物。
7个月之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在一个刺骨的冬日抵达了北京。对总统来说这是一个胜利的时刻，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反共派，他看到并大胆抓住了这个地缘政治机遇。
为了象征他踯躅前行的顽强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他打算独自走下空军一号与周恩来相见，穿着一尘不染毛式中山装的周恩来站在寒风凛冽的停机坪上，当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时，街道上已经清除了旁观者。他的到来是当天晚间新闻的最后一条。这一开端固然深具革命性，但最后的公报还未达成完全一致——尤其是关于台湾的关键性条文。公开庆贺为时尚早，或许还会削弱中国故作镇定的谈判立场。
东道主为了弥补没有欢迎游行的不足，一抵达就邀请尼克松与毛会面。“邀请”并非对如何达成与毛会面过程的确切描述。会面时间从未确定，其发生就像一桩自然事件。正如同是帝王的召见。抵达不久，便有迹象表明毛有可能邀请尼克松会面，我接到传话说周要在接待室里见我。他通知我“想见见总统。”为了避开尼克松被召见的印象，我提出了关于晚宴程序安排的一些技术性理由。周显得格外不耐烦，回答到：“由于是主席邀请，他想很快见到他。”毛在尼克松访问肇始，谈判还未开启时就接见他，是为了向国内国际的观众展示他权威性的认可。在周的陪同下，坐着中国的汽车驶向毛的住所。被直接带进毛的书房，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三面墙都放满书架，堆放着零乱的手稿。桌上和地板上都堆满了书，墙角是一张简单的木床。统治着全球人口最多国度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希望被人视作一个哲人王，他无需传统帝王的标志来巩固他的威严。
尼克松访华是少有的对国际事务产生决定性变化的一次国事访问。中国重新进入全球外交事务，以及美国获取的更多战略抉择，为国际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灵活度。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之间的协商到达了正式盟友之间都极为罕见的水平。双方的利益是否存在真正的一致性？他们是否有可能将利益与普遍意识形态有效区分以避开情感冲突所导致的混乱？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为打开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大门，而这些挑战今日依然存在。
当中美两国四十年前初次恢复关系之时，那一代领大贡献在于他们愿意把眼光投视到当下理由之外。在某种上，他们是幸运的，长期的彼此隔绝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短期的日常事务。这使上一辈的领导人能够应对他们的未来，而不是即刻的压力，并为一个没有中美合作就无法获得的世界奠定了基础。为了寻求对和平的理解，半个世纪前身为研究生的我就开始研究国际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我意识到观念上的文化、历史和战略差异将会对双方哪怕是最善意最具远见的领导人带来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假如历史是过去的机械，变革就不会发生。一切伟大的成就在现实之前都只是设想。
在“永久的和平”一文中，哲学家康德认为永久和平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只有两个：人类的洞察力，或巨大的冲突与灾难致使人类别无选择。正处在这样一个关头。
当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关于秘密访问的公报达成协议时，他说：“这将撼动世界。”如果40年后，中美两国能够同心协力建立世界而非撼动世界，那将是一个怎样的顶点。
（摘自《论中国》）
论中美最高领导人历史性会晤及其他
更新时间：2024-01-24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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