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民国 南京文学 “京派”文学 现代大学 政治文化
中国城市的主要起源应该是世俗权力对其发生及组织中心地位的占据。民国二三十年代南京与北京都曾为政权所在地。就政治局势来看，民国初期北京执政府的权力局限在黄河中上游，各地军阀各自为政，国库亏空，民不聊生，教育文化方面制定了现代教育体制，并在晚清京师大学堂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大学，同时当权者忙于维护军事、经济利益，无暇顾及思想制约，使得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推动了新思潮的传播和发展。但好景不长，由于军阀混战不息，军费开支巨大，长期拖欠学校经费，导致北京教育界难以维持正常运作，更谈不上发展。军阀对于新闻自由的戕害及对著名报人的残酷杀害，使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很快从北京转移到上海。民初的北京作为首都，不仅没能享受到首都的中心地位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权力集中，反而成了执政府主要盘剥之地，各地军阀虎视眈眈、寻机攻入的危城，文化遗产遭到执政府的劫掠破坏，成为一座相对封闭的古城。本文中提到的“京派”是三十年代左右定居北京，主要活动在大学中的自由知识分子，还包括这一时期身处北京的文学创作者。1926年前后北京成为弃都，大批文人纷纷从北京书斋南下走进媒体，文化领域相对萧条。三十年代左右文人回归北京，尤其“新月派”文人的重归北京，是“京派”形成的重要因素。“京派作家以大学融会着渊深的文化传统，以报刊呼吸着清新的文化思潮空气。在某种作用上.他们是学院派，对中外古今的文学能超越具体派别之争取宽容的态度，选择他们所认为精华的东西加以融合，把浪漫消融在古典法则中，于写实之处焕发出抒情的神韵，讲究文风的浑融、和谐和节制。”[1]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则相对活跃。二十年代南京处于直系军阀制约下，不具有江南所常有的富庶资源，军事上又缺乏重要战略作用，因此南京不是军阀重点盘剥的对象。另外南京作为十朝故都，有较好的城市建筑基础，遗留下来的众多文化遗迹和传说足以让军阀相信南京残留的王气能够帮助他们在混战中取得胜利，因此对南京相对优待。民国时期的南京在教育文化方面一直比较突出。东南大学的成立和发展，是二十年代大学教育发展的奇迹，在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在教育经费严重匮乏的年代，东南大学不仅以优厚的待遇、自由的学风延揽了大批美国留学生归国任教，还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校舍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建设，购买了当时先进的科学设备、图书，使东南大学短期内崛起为中国著名大学之一。1925年东南大学因军阀内斗而衰落，同年江苏教育经费实现独立，高等教育、初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各种社会教育有了发展的机遇。1928年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最初影响力集中在长江中下游，1931年政治上基本实现统一，政府加强对教育文化的制约，将教育权收归国有，大力提倡三义文化，实行新的文化专制。这一方面推动了南京教育的发展，延续了南京文学中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一方面则导致了南京文学思潮在主流政治文化的操控下发展，消除了性灵自由的层面。
从社会风貌、教育文化影响及文学观念来看，民国时期南京文学与“京派”的异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二者与校园文化均保持密切关系
南京的文学一直与大学保持密切关系，二十年代以来南京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大学与媒体。大学不仅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处，也是他们传教授业，传播自身文学理念和学术精神的场所。30年代国民政府基本扫除异己，巩固了统治，为教育发展提供了较充沛的经费和较安定的社会环境，高等教育进入了黄金时代。在东南大学-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中，师生之间组社唱和，使古典文学创作在新文学运动的大潮中能够存留下来并在30年代再度兴盛。而新文学在南京浓厚的文化保守传统中尚能占有一席之地，也离不开南京高校独特的校园文化的庇护。“京派”是以学院派文人为主体的文学流派，校园文化环境使得作家有条件崇尚学理，进行高蹈的创作和研究，作家们大多受过比较正规系统的知识教育，对中外文学知识的接受训练有素。在北京著名高校中，全国一流学者济济一堂，学术氛围浓厚，学生毕业后留在高校中任教的也不在少数，因此对于学术的信仰和执着一以贯之，形成了创作与研究并重的现象。另一方面校园环境的封闭性，也进一步培植或强化了他们主观的心理倾向和人生观点，使他们带有一定的偏狭性和保守型。他们所试图构建与推广或拥有的这一套文化以及体验方式正是以特定政治、经济结构经历支持的某种教育为知识来源基础以及维持与传播机制，构成了其精英文化的某种自我封闭性，并使其文化意图受到了极大的阻遏。而他们对群众性社会运动的远离与拒斥又往往加强了这种封闭性，这使得他们的文化诉求始终缺乏一种与全民大众的文化生活状况实现沟通乃至互动的能力。“京派”队伍中一批重要的力量如林徽因、梁思成、梁宗岱、朱光潜、李健吾等人，在多年国外留学生涯中培养了深厚的西方文化的素养，浸染了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传统，这成为“京派”文人进行人生选择的思想背景。正是在现代教育体制的作用下，“京派”这个学院派文人团体出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的一种新的范式出现了。二者与大学的密切关系表明其文学形态和文学观念的精英化倾向，都暗示了曲高和寡的社会反响，也都表明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