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冯小刚；《一九四二》；历史
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终于与观众见面了。这部酝酿、生长了19年的影片让人们充满了期待。这是一个关于“吃的问题”的影片。《一九四二》开篇交代：“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影片用类似写实的手法将观众带回到曾经的那一段没有进入正史的历史。但不论是编剧刘震云，还是导演冯小刚只是想让大家回看一下那时的历史吗？只是想要清晰一下那段被模糊了的记忆吗？我认为编导的苦心远不止于此。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史可为鉴，用影像书写的历史依然如此。本文将从没有记录的历史、没有主角的人群、没有煽情的场面等方面来分析隐藏在历史影像叙事背后有关历史的思考：历史不是与过去的重叠，没有记录的过去并非没有意义，历史中的小人物或可以改变大历史的发展方向。
一、没有记录的历史
片名《一九四二》，但1942年似乎在我们的记忆中并无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就如同影片中叙说的一样，1942年也许存于世人记忆深处的有：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战役、丘吉尔感冒。与此相比，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那一年，那被饿死的300万人，不过是小事一桩。即使是经历过那场饥荒的人，在后来也都模糊了记忆，不记得那一年严冬的河南，那一年的逃荒。就此而言，1942年顺理成章便不能走入正史，不该为人们铭记。由此便也使得一些人对影片名称的质疑：饿殍遍野，有300万人饿死。如果给这部电影换一个名字，比如《大逃荒》或者《大饥荒》，也许能比现在的更加贴切。然而从影片所反思、所呈现的内容来看，最恰当的片名莫过于现在的《一九四二》。黄仁宇所写的《万历十五年》在其英文本《富序》中有下面一段话：
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须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一九四二》的编导所做的便是将所有资料和盘托出的工作。他们是在检索当时可以借鉴的内容，也是在忠告观众要记住过去有价值的事件，即使此事件不入正史。
随着电影的放映一起而来的是蒋委员长1942年的新年祝词（原声）：“人类文明安全和世界正义和平一天没有得到保障，我们这一副重担就一天不得放下。我们这一战的成败，不仅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的存亡，更关系全世界人民的祸福。我们这一战胜利了……”从祝词中可看到当时全国、全民族最大的事情是“抗战”，与之相比所有的事情都不算事儿。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没有及时汇报河南的灾情。大地地面对源于：论文www.808so.com
苍天，灾民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但就是这样的小事件、可以放弃的小事件，最后，却被日军所利用，瓦解了战场上中国的8个集团军，40万人的有生作战力量。饥荒中，面对生命的民众看到了政府的“文明”，看到了生命的卑贱与无助。也就是从1942年的这一事件中，人心远离了政府，此时就已注定了国民政府随后的命运。
从这一意义来看，《一九四二》借历史要揭示的是：对于战争，影响其成败的因素有很多，战争只是个背景，而战争经过中的道义、民心、策略、士气等因素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是最小的环节，最小的事件，最卑微的难民，被敌人利用了都是最“狠辣”的策略；对于人，不论是怎样的民族大义，不论是怎样的廉耻，不论是怎样的骨肉情深，都抵不过一个最小的问题：“吃”的问题。1942是个在历史上，最不起眼的年份，但在这一年似乎历史已经注定了日后要发展的走向。所有的惊心动魄，所有的波澜壮阔，都是从这一不起眼、不被记忆的年份开始的。
二、没有主角的人群
这部影片由很多小故事组成：老东家一家的故事，长工瞎鹿与花枝一家的故事，记者的故事，地方官员的故事，政府的故事，战场上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自己的主人公，如老东家、花枝、瞎鹿、白修德、蒋委员长、李培基、蒋鼎文等。这样在小故事中的主角对于整部影片来说，不论哪一个人物似乎都不能成为集中冲突的主人公。因此，影片是没有主角的人物群像。人物没有重点，故事也宛若没有，甚至有些人物的命运结局都没有一个交代。影片启用的多数是大牌明星，如张国立、徐帆、陈道明、李雪健、张涵予、范伟、冯远征等，更有奥斯卡影帝亚德里安·布劳迪、蒂姆·罗宾斯。但这些大腕在片中似乎成了来打酱油的配角，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特效，没有撕心裂肺的泪水涟涟，也没有各个大腕之间的太多对手戏。片中的各类影帝也好，影后也罢，不论是实力派还是新秀，他们都在为片中的一个最大的“角儿”服务，那就是——饥荒。它就在这些大腕的衬托下粉墨登场。影片《一九四二》让“饥荒”“生动”起来的办法便是在抗战的大背景中凸显饥荒最初的“小”和人们面对饥荒的各种姿态：逃荒、打劫、瞒报、抛弃……当这个最大的主角在被无视和冷漠纵容着肆无忌惮地虐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制造的种种惨象：亲情不在、廉耻尽失、战场失利、民心背离……影片中的所有大腕都似乎成了配角，但每一参与者却都心甘情愿地被这个最大的主角所役使。因为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被模糊了记忆的历史。米兰·昆德拉说：“历史记录写的是社会的历史，而非人的历史。”他所言的“历史记录”指的是正史的书写。小说、影视可以补充正史记录的不足，讲述那些已经被正史所遗忘的历史，让过去成为叙事的主角。1942年河南的饥荒这一历史片段已经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甚至是当事人完全忘却，但它具有极高的人类学意义和历史借鉴作用。就此意义而言，如果抛开影片中饥荒这一最大的主角，其余的所有人又都是影片的主角，都是从遗忘史中被打捞出来的鲜活生命。他们，尤其是那些逃荒人，身上没有太多的崇高，也不会微言大义，他们想的往往只是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小利益。他们虽然善良，但有时候他们自私自利得让你想到“中国农民的劣根性”。比如瞎鹿娘逃荒路上的那句：“我说有灾好，叫他家也变成了穷人。”花枝的：“也有求到咱的时候，解恨！”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是历史上最真实的存在，他们的死也没有悲壮，在这样特定处境下，他们的死甚至得不到生者的悲伤与泪水。人都已经麻木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无暇顾及了，现在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便是：如何不顾一切地生。灾民如此，政府此时也有其无法解决的无奈、无助。他们虽然不用面对“吃的问题”，但他们有跟灾民无法解决吃的问题一样无法解决的问题。正是那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他们亦无暇顾及“吃”这么个“小”问题。这就是当时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他们身处自己的处境，他们似乎眼光都不够长远。《温故一九四二》是表现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小说，是对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的描述，是一种小说化的历史记录。这是大众化的小说，通过小说语言表现一种非小说的学位论文www.808so.com
知识……小说的惟一的存在理由是说出惟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特定时段人真实的存在状态，通过这种存在去思考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电影《一九四二》则是将其叙事影像化，满足着人们试图通过再现生命来保存生命的运动。
三、没有煽情的场景
影片刻意避开煽动观众情绪的场景，用朴实冷静的叙事风格呈现“当吃的问题”走向极限时，人的绝望与情感的麻木。借此来表现“吃”这么个小问题其实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它可以关乎存亡，可以关乎廉耻，可以关乎亲情，可以关乎战争的胜败。“仓廪实而知礼节”，知礼节而后可谈亲情、可谈气节，它不是一个小问题！片中有两处场景拿捏得很到位，充分展现了“吃”问题的大。第一个场景：星星卖掉自己
星星（没有太多表情，气悬喉间地说）：爹，把我卖了吧！
老东家（略有震惊）：说啥呢？闺女，要死咱就死在一块。咱老范家从来都是买人，啥时候说过卖人！
星星：爹，我实在受不了了。家里连柴火都没得吃了。你让我逃个活命吧。
……
星星：我念过书，我识字。
马大厨：这可是财主家的闺女。
老东家：含羞无奈地低头，但又忍不住要抬头去看女儿，看事态的发展。
星星成功地卖掉了自己的瞬间，脸上有了难得的一丝微笑，老东家也面露微微喜色。但当老东家与星星父女对望的时候，我们看到星星的眼睛是湿润的，老东家也由喜色变为羞愧、悲戚、无奈，说出：“我辱没先人。”
这一段没有撕心裂肺的大喊大叫，没有微言大义。有的却是无言的大悲，无声的控诉，无奈的生存。所有这一切都在星星与老东家那：无表情——先忧——后喜——再悲的暂短情绪变化中。
第二个场景：花枝卖掉自己后离开
花枝成功地卖掉自己后，即使从此母亲就要跟孩子们天各一方，从此一别或许就将永诀，但那份“卖了自己，自己和孩子们都能活”的信念支撑着她，给她带来了小小的知足，面带喜悦地跟孩子们道别。那份喜悦就像是要出门办事，过两天就回来一样。嘱咐儿子不要忘记老家是延津，笑着告诉女儿那个玩具是他爹给留的念想。接着是一个空镜头：满目荒草。再接着是花枝叫停车，与栓柱和孩子们道别：“卖了我，就是饿死也别卖孩子了，中吧！？”栓柱点头。花枝：“我的棉裤囫囵一点，咱俩换一下吧。”接着便是将近半分钟时长的无言的换棉裤。没有更多动感情的话语，没有眼泪，没有执手，只有对生存最简单的守护。
历史和过去是不等同、不重叠的。正史的文本往往记录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大事件，但我们常被历史所谓的“真实”约束，以至于相信“历史的文本就等于真实的过去”[3]。河南省的这次饥荒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是1 062人，当时的正史如果要记录的话，大概也是这个数字，而实际的人数则大约300万。正是因为这样悬殊的数字，至少是与之相关地制造了另一个悬殊的数字：日军6万人却攻占了郑州、许昌等主要城市，战胜了中国的40万大军，中国损失30万人。这就是过去的历史，这就是过去历史用影像来做的记录。
[参考文献]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67.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7.
[3]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85.
[作者简介] 张晓丽（1975—），女，内蒙古赤峰人，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