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主人公 权力 爱 群体形象 文化面貌 人生态度
《佩德罗·巴拉莫》与《日光流年》中的人物具有一种魔力，不管是主人公还是群体形象，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而隐藏在人物背后的民族文化与作者的人生态度，也十分值得研究与品味。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具有着相似之处，而细细品味又存在着相异之处。
一、在主人公的塑造方面，我认为《日光流年》中的灵魂人物司马蓝与《佩德罗·巴拉莫》的核心人物佩德罗·巴拉莫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共同特质：
1、对权力的极度占有欲与控制欲
两位主人公都为了依附权力不惜出卖自己的真心，用残暴伪装内心，但最终都以想要重获新生而凄惨的结束了一生。他们是至高权力的拥有者，广大农民的领导者，但是却是人格精神塑造的失败者。
《日光流年》中作者极力阐释司马蓝从儿时就向外界展现的对权力的无限。他费劲心机只为村长之路铺垫，不断加强背景、势力的建设，树立崇高的威信，以其过人的胆识征服村里人。在行将就木时，为了保住那最后的对权势的依附，不惜牺牲最爱的女人，为自己赚医药费，延长疲惫不堪的生命。然而这对权力的依恋，换来的却是极其讽刺的结果：生日那天死在心爱之人身边，半辈子辛苦引来的水污浊不堪，三姓村在权力的阴影下从悲惨的地狱生活又落入了地狱的新的轮回中来。
《佩德罗·巴拉莫》中主人公对权势的疯狂追求与利用更是到达了一定的境界。他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他只想用尽一切办法发挥手中的权力，并获得更多、更高的权力，真正满足他主宰者的欲求。主人公对权力极度的占有欲与控制欲将活生生的天堂转变为地狱，将科马拉人民的生活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水深火热之中。作者就是通过展示主人公如此的形象来反映其对战争，对者的愤恨与不安。佩德罗·巴拉莫对权力的追求在最后同样没有得到好的收场，最后怀着一颗无助受伤的心死在了自己儿子的手中。
两位人物均为了实现目标而不择手段，人物在蜕变中成长，在行动中逐渐与残酷、恐怖结缘，统治的村落由天堂走向地狱：科马拉是鬼魂出没的人间地狱，三姓村是畸形病痛焦灼的人类炼狱。两位主人公利用一生的时间都在为权力卖命、奔波，可是在生命的终点都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身体与心灵的归属，从死亡中得到解脱与释放。我们可以从悲惨的结局中心生些许对他们的怜悯与同情。他们极尽一生的智慧换来的还是那些深藏在心中最深处的对纯真与自由的向往，最终让灵魂依附在爱人的身旁，把一生无休止的挣扎埋葬在了平静的爱之中。
2、对爱执着的追求，最终为爱覆灭
作者对两位主人公的设定都不约而同让其选择了爱情，说是主人公对发自内心的爱的追求，倒不如说是对像爱情一样美好的生命的奢求。他们在残暴的获取、利用权力的同时，暗藏了一丝人性的软弱在其中。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处脆弱的地方，那是对最真的情感的渴求，佩德罗·巴拉莫与司马蓝都不是例外。他们对梦想中爱人展现了难以抑制的渴望与爱慕，以投射心中隐匿的对纯真与幸福的向往，但最终为爱覆灭。为爱而活，却又因爱而亡。
司马蓝的死表面上看很恶心、狼狈，但是从司马蓝的面容上看，那是一种安心与稳定，是司马蓝一辈子都没有表现出来的惬意与幸福，爱情是他的希冀，同时在不得已中成为生存与权势的工具，而本我所崇尚的梦想也只能在死亡过后得到实现。
佩德罗·巴拉莫从来没有对苏萨娜的追求与向往犹豫过，尽管其对村民暴力相向，但是存在于内心中对苏萨娜的爱却从未改变，一生坚强的男人最终因为苏萨娜的去世而崩溃，犹如行尸走肉，没有了生活的希望。
这两位主人公是一种矛盾的存在，他们既强硬的为了权势这一虚饰自身外部力量的东西而不择手段，又温柔的用爱抚慰内心对安稳的奢望。所以他们既是可恨的，又不得不令人心生遗憾的怜悯。主人公不惜牺牲爱情，而获得权势，却因权势，失去爱情，到了最后一无所获。这种爱情的失去是致命的，它不仅仅失去了爱情本身，而且也失去了人内心最本我的对幸福与纯真的向往，毁灭了做人的最后的真实的底线。为了满足一种无谓的人格虚饰而丧失了属于自我内心的欲求，挣扎于痛苦的命运的焦灼中。权力与爱交织的主人公形象活生生的为读者展示了作者的笔触所要传达的生命的内涵：只有抛弃邪念，去面对自我最真的内心，才能找到生活的乐趣，生命的真谛。
二、代表民族意识与文化风貌而又各具作者人生态度的群体形象
两部作品中主人公形象融汇了作者的思想精神，作品中其他繁杂的群体人物又有着别具一格特征：作者以纯熟的笔法将每一位出场人物都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如果将这些人物看做一个群体对待时，他们又呈现出一种比较集中的具体的特性来：1、群体出自社会底层，在最自然地社会状态下以真实的面貌生活，展现出属于各自民族的文化面貌。
作品的笔触伸向了农村那片广阔的田野上，把农民阶层作为叙述的焦点，借此来回归自然最真的感觉。从农村最底层的环境写起，虽然不是完全的写实，遵照农村的发展的实际情况介绍，但是两位作家都利用虚实相应的叙事笔法，来建立属于自己的农村世界。那些真切的生活在农村沃土上的群体既有真正农民的质朴与无知的状态，又融入了幻想的设定，如难治的遗传疾病，非人即鬼等。作者目的是为了展现一个民族最真实的文化面貌，从真实的生活到诡谲的精神世界全方位的记录与展现。
我认为两位作家寄予群体形象上的文化概念是存在区别的。阎连科着意强调的是文化低级到不断成长的时期，人民总要经历一个悲壮而曲折的过程。群体形象更着重表现为一种与命运不断抗争的个性特点。在三姓村面临着喉堵症的威胁时，每一个人并不是一味的灰心丧气，而是有更多的人极力想摆脱这样的困境，寻求解决的办法，但是由于思想的愚昧与技术手法的拙劣，并没有带来相当程度的改观，但是那源于：论文摘要范文www.808so.com
透出的坚毅的、互助的中国民族文化意识却鲜明的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而鲁尔福作为墨西哥农民的发言人却着重了文化混杂而导致的战乱只能造成人民思想的混乱与生活的凄凉的方面展开行文的。他想通过构造这样一个人鬼共生的悲惨世界来唤醒民族对战争、专制的不良后果的重视，希望找到解决文化混杂性而导致的动荡的有效方法，从而从战乱中走出，走向幸福美好的明天。源于：本科毕业论文www.808s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