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我指涉与中国文学

更新时间:2024-03-1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自我指涉作为古代汉语文本建构的核心原则,其地位远甚于再现、表现等指涉方式。在修辞优先原则的引导之下,制造歧义、对偶、用典等手段,汉语文本建构出了一个自足、丰富、奇妙的世界,同时屏蔽或扭曲了关键的事实、理由和价值。关注中国文学的自我指涉原则,将有助于重审、调整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方式。
关键词:自我指涉;汉语文本;修辞优先;歧义;对偶
1006-0677(2013)4-0068-09在文学批评中,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是一个不太起眼的概念,但它与诸多常见概念和流行理论关系密切,尤其适用于对中国文学进行深层描述。人们普遍认为汉语是诗性语言,以文言写成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则似乎天生具有诗意或诗性,这种诗性便围绕自我指涉来解释。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皆以反映论、表现论为骨架,产生了许多误区,更有必要关注自我指涉原则在汉语文本建构中的作用。

一、何谓“自我指涉”

一般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都不太关注文本所谈论的现实,而将目光投向其谈论方式,认为“文学是一种自我指涉的语言(self-referential language),即一种谈论自身的语言”,①“外部指涉对象在诗歌语言中被淘汰,诗歌语言实质上是自我指涉的”。②所谓“自我指涉”,又译“自我参照”、“自我指称”、“自我相关”,简称“自指”。它与“指涉”相对,在许多领域关键词,但含义常有微妙变化。
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指涉现象并不少见,比如“禁止张贴”之类的标语(张贴在墙上),“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之类的故事。在计算理论中,自我指涉与人工智能以及数理哲学中的集合论、递归论有紧密的联系,一般译为“自引用”,指的是一个程序运转之后所输出的数据就是它自己。③在逻辑学中,自我指涉“是指一个的元素、分子或直接或间接地又指称这个本身,要这个来定义或说明,这里所说的可以是一个语句、集合或类”④。它与悖论的关系很密切,如说谎者悖论、明信片悖论、罗素悖论等。许多学者将自我指涉视为导致悖论的理由,主张禁止自我指涉以消除悖论。也有人认为自指现象不可能消除,甚至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自我指涉的怪圈。维特根斯坦将形而上学命题一律视为同义反复:“逻辑的命题是重言式。因此逻辑的命题就什么也没有说”⑤,认为大多数传统的哲学命题(如“我思故我在”)自我指涉的命题,缺乏。
自我指涉概念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都有广泛的运用。卢曼借助“自我指涉”或“自体再生”来描述社会系统的封闭性,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自我指涉结构居于统治地位。在心理学领域,记忆的自我指涉效应广受关注,它指的是当一个人接触到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时,印象最为深刻。⑥波齐认为,近代国家是功能分化的体系,“容易陷入一种只考虑自己专门事务的倾向,每一个机构均从自己的角度去深思更宏观的社会现实,因而表现为自我指涉的特点”,⑦比如公司生产部门生产过多的产品,立法机构制定过多的法律,大学培养过多的博士。在传媒当中,自我指涉现象也越来越常见。⑧
在文学领域,自我指涉这一概念除了描述诗歌,也可以描述小说,尤其是“新小说”或“元小说”。形式主义者强调诗性语言的自指特征,却并未将其视为诗歌或文学的专利。在雅可布逊看来,诗性在一切文本中都存在,诗歌只是诗性功能最活跃并压倒其他功能的一种言语模式。托多洛夫则认为,一切文学作品自反性的,“每一部作品,每一部小说,它编造的事件来叙述自己的创造过程,自己的历史……作品的在于它讲述自身,在于它谈论自身的存在”⑨。
自我指涉在哲学中带来了理论上的困惑,在艺术(元小说、先锋诗歌、行为艺术等)中也带来了阅读、批评和理论上的困难。但布鲁克斯宣称,诗歌的语言是一种诡论语言,即“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语言,科学的语言清除诡论的痕迹,而“诗人要表达到真理只能用诡论语言”。⑩哲学家们所要尽力消除的诡论(悖论)和自指现象,在文学批评家们看来恰好是诗歌语言所必不可少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文学的自我指涉特征被夸大了。{11}

二、自我指涉:潜在的诱惑和规范

在古代汉语写作当中,自我指涉既是潜在的诱惑,也是潜在的规范。一方面,只要充分利用汉语的特性建构一个自指性较强的文本,创作便较容易成功,这个文本就较容易产生诗意,具备较强的审美特性;另一方面,也只有不断赋予文本以自指性,它才称得上是成功的、典雅的、精致的文本。这样的文本是矛盾的统一体,外在形式的清晰和深层的晦涩,营造出了一个奇特的想象空间,前者取决于对偶性的句子和篇章结构,后者依赖于歧义的保留和制造。制造歧义和使用对偶,是两种最常用(或不得不用)的手段。上,汉语文本留给读者的最深刻的印象,不是丰富的想象、巧妙生动的比喻、充沛真挚的情感,而是语言形式上的精致。这有赖于各种修辞手段所造成的自我指涉效果。
汉语的修辞方式之多样统计,而使用频率之高,几乎到了无处不在的程度。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所列举的38种“积极修辞”之中,更有不少是汉语所特有或汉语所偏爱的手段,比如拈连、移就、析字、藏词、飞白、镶嵌、复叠、折绕、转类、回文、反复、对偶、顶真等。这些手段和不易察觉的消极修辞的频繁运用,使得汉语文本了一种复杂的组词或换词游戏,清晰(文字上的)与含糊(逻辑上的)的结合体。无论作者持有何种写作观念和原则,汉语文本都难逃形式主义的倾向,语言的力量远远胜过了作者个人的力量。
《文心雕龙》不仅以极大的篇幅讨论汉语文本的形式技巧,而且本身就是精致的骈文,体现了汉语文本的“唯美”倾向。该书除了讨论文章作法的《■裁》等篇以及散见于全书的诸多论述之外,更有九篇(《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专门“研讨用词造句的各种理由”,“所论大抵是用词造语方面具体的枝节性的理由”。{12}比如,《声律》所言“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涉及平仄和双声叠韵;《章句》所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涉及各句字数多寡产生的审美效果,该篇还论及“兮”、“夫”等虚字的作用;《丽辞》讨论对偶理由;《比兴》、《夸饰》讨论比喻、起兴、夸张等修辞手法;《事类》讨论用典;《隐秀》所言“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涉及“含蓄和警策两种表现技巧”;{13}《指瑕》涉及用字等方面的毛病。《练字》所言则最为典型,也极为中肯,“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指出汉字的声音效果和视觉在文本建构中的巨大作用,并要求“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尽量避开使用生僻字、偏旁相同的字、的字,并将笔画多的字和笔画少的字搭配、交错使用。这些都属于能指层面的理由,如果处理得当,可以增强自我指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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