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悲剧 性格 命运 存在
鲁迅曾说过：“悲剧即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在《药》中将人的内心撕开的同时也陷入深深的悲剧精神之中，他在世人的惰性的思想得孤独与绝望，鲁迅原以为只要唤醒铁屋子沉睡者，就能拯救国人麻木与愚昧的灵魂，可他最后发现中国国民的语调如此一致，让人窒息，鲁迅品味到深入骨髓的悲凉，他的《药》在社会层面和哲学层面上都表现了人永无止境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品味的悲剧精神。
一、性格与命运
毕飞宇说过：“人身上最迷人的东西有两样：一是性格，二是命运。他们深不可测，构成现实与虚幻的双重世界。”分析人物必须抓住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性格分为隐性和显性两部分，显性的性格其实就是呈现给人一种直觉、一种表象，而隐性部分才更能展现世人内心的隐秘世界。人物的性格就是在这种显性与隐性的互相映衬中的真实凸显，从而使人物性格更加具有穿透力，更加具有人情味。夏瑜在革命中企图用新式思想来拯救麻木的国民，可是最后国民却把他的血当成药引子，一方面是他缺乏和群众沟通的经验，他仅仅站在高处进行呼吁和呐喊，没有真正走到群众当中，也不了解群众的思想觉悟到底处于何种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他与群众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没有找到共振点。虽然鲁迅的《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困境，鲁迅的真实意图是暗喻广大劳苦大众不了解革命和对革命的冷漠。烈士为了广大人民的幸福而献出自己的年轻的生命，人民居然用他的鲜血当药引子，讽喻人民的麻木、冷漠和自私。但站在华老栓角度去想，他同时也是无知者，没有人去启迪他，他的觉悟远没有达到理解革命的程度，而硬要他承担来这一历史重任。正如李新宇教授在《愧对鲁迅》中写的那样：“一般民众的大脑总是权威思想的马场，越是没有知识越是把灌输的东西看的天经地义。①”华老栓受到民族文化特别是作为深层结构的文化心理素质的制约，他无法打破垄断形成超越，超越几千年的文化积淀。鲁迅的启迪是没有错，他想唤醒劳苦大众，但分析华老栓这个形象时很多老师的见解不能不让人质疑，笔者不认为华老栓完全是批判的对象，他身上有着可敬的一面，忍受着时代和儿子病痛的双重灾难。笔者认为错在制度，错在那个社会，而不是大众。一个真正自由、和充满人性的民族是不排斥软弱的魂灵的，因为人从出生就承受着沉重的苦难以及命运的不可主宰，同情人的苦难就应该致力于解除人身上外在的压力。鲁迅也只有长叹一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同情也无奈罢了。这些都从侧面暗示了革命者自身性格的悲剧，不缺乏热情却没有真正走到群众之中。正如叔本华的悲观意志论中所说：“意志决定，决定痛苦。”在无尽的痛苦中走向绝望，在绝望中反抗，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精神的潜在传达。华老栓在长期的忍耐中还是一无所有，儿子的死对他来说无疑是人生悲剧的开始，他不知道明天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在社会的双重压力下，日子还像原先那样过着。以此知道鲁迅在《药》中营造了两种人性的冲突，鲁迅想通过冲突用新的思想去“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可是最后发现在革命者和群众的身上都存在缺点，夏瑜是完美主义者，渴望革新，进行社会改造，改变这个摘自：本科生毕业论文www.808so.com不公平的既定社会；华老栓则在思想上已无自我提升的空间，他麻木而安于社会现状，二者是不协和的。人物的命运更是具有不可知性，如文本中写的那样：“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的馒头。”在这里作者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但比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以此来增加文章的文采和美感，同时笔者认为比喻还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它是用已知事物来理解未知事物，用肤浅具象传达深刻理性，同时这一细节描写还传达出人类生存的危机感，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人们根本无法预见将来。读到“一个个馒头似的坟头”时，让读者感到生与死是如此之近？今天活在屈辱的社会中的，谁能保证明天是否还具有生命的活力呢？明天也许就成为这些坟头中的一员，读者读到此处心里更多的是无依感和无奈感，短短几句话使文本的悲剧内涵豁然而出，提高了文本的悲剧精神境界与思想的深度。
二、存在的悲剧
作家格非曾经专门写过《鲁迅和卡夫卡》一文，他从存在学的角度，论述了鲁迅和卡夫卡之间的精神血缘。也就是说，卡夫卡式的绝望和荒谬，同样能在中国心灵中产生回响，鲁迅的思想就是卡夫卡式的孤独与绝望。从生活的地域空间和民族文化心理来说，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是农耕文化，在春种秋实的岁月轮回中衣食无忧，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悲剧（除了人祸——战争），而西方却是海洋文化，人们常年在海洋上漂泊，生命随时就有被淹没的隐患，在思想上常常流露出悲观主义，这就是西方悲剧精神的内在源泉。这样的不同层次原因为何会造就相同的思想内核，鲁迅的《药》中为何承接着卡夫卡式的绝望和人生命运的荒谬？值得人深思。一方面是鲁迅的思想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他更能通过中国的社会现状直视哲学内在的精髓，将哲学内在的东西融汇在文字中，另一方面在于鲁迅的个人经历与性格，少时的家庭变故让他感受到自身的漂泊感和无可依靠的社会现实，幼小的年纪便能洞穿社会本性，陷入孤独与绝望中。他将这种思想转化成文字，呈现出悲剧风格，这种风格在《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的馒头。”人生是虚幻的，只有坟墓才是人生的最后归宿点，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隐喻：人生就像一粒漂浮不定的种子，偶尔来到这个世上，面对这个多变的世界，人们是无力把握的，就算死后，他们的“坟”的分布的地理位置也不在自己的掌握之内，被贴上某种具有国民等级意识的标签，坟无形中也体现了一种潜意识的等级思想哲学，封建思想的无处不在，令人窒息。可是鲁迅并没有绝望，坟的周围有一圈红白相间的小花正是其“希望”精神的真实写照，“在绝望中希望”让人们想到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这种景物的描写细致地体现出悲剧的唯美色彩，可是悲剧给人的不是内心的无作为而是在挣扎，鲁迅式的挣扎给人带来悲剧性的色彩同时又带有悖论意味：即预示了结局又在不断地“上下求索”，这种挣扎过程本身就是悲剧精神的体现。这种悲剧精神还体现在“乌鸦”这一传统意象上，传统诗歌文学中的“乌鸦”意象都是带有悲剧性的，因此乌鸦成为不吉利的象征，可是有趣的是，在鸦鸣兆凶俗言流行的另一面，也有鸦鸣兆祥风俗的存在。《教坊记》载：“南朝宋彭城王刘义康、衡阳王刘义季被文帝囚于浔阳，后赦之。使者奉赦令未到，义季家人来囚院扣门报喜‘昨夜乌夜啼，官当有赦’，少顷，使者到。”此为乐府歌辞《乌夜啼》本事。“三国时何晏因事系狱中，有二乌停在何府之上。何晏之女说：‘乌有喜声，父必免。’不久何晏果然得释。”（《乐府诗集·琴曲歌辞》引李勉《琴说》）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乌鸦”衔食养育人类的传说，如《论衡·吉验篇》：“乌孙王号昆莫，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衔肉往食之。”这些文学描述构成的“乌鸦”意象真实地消解了乌鸦的不详意蕴，“乌鸦”的意象内涵也开始变得宽泛，而不再是一个固有的单一模式，开始具有多变性，在鲁迅的《药》中，读者就会对“乌鸦”这个意象有着多变性的解读。“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从文本对于乌鸦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乌鸦是具有硬骨头的，可是面对着天空的宁静也只有用“‘哑——’的一声”来打破世界的沉默，以此来唤醒世人的注意，这里的“乌鸦”意象传承着鲁迅的悲剧精神，可是在文本中留给它的实用价值仅仅是表现瑜儿是否冤枉的一个道具而已，从而消解了“乌鸦”意象的文化内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彻骨的悲凉。悲剧精神从人的身上转接于“乌鸦”这个象征物的身上，使乌鸦承载着人本身所具有的某些意蕴，这里体现出生存的无奈与落寞，也是悲剧精神的呈现的递进表达，使《药》的悲剧意味更具有外显性。① 李新宇：《愧对鲁迅》，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9页。
参考文献：
李新宇.愧对鲁迅[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杨义.鲁迅小说综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3]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4] 谢有顺.话语的德性[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5] 钱理群.走近当代的鲁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曹文生，陕西省延安市一中教师。
编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