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书店买了两册精装的《北山散文集》，是《施蛰存文集》之《文学创作编》中的第二、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从《编后记》中得知，除了施蛰存不想收入的散文外，这里可以说是他全部的散文了。施蛰存的散文是我爱读的，舍下还藏着他《待旦录》的初版本，还有开明的《灯下集》等，《北山散文集》所收，我已经大多数读过，这次重读也是重温，我还是看得很投入。他的散文以细腻真挚，分析详尽著称，不是那种炫露才情，徒然装饰文辞的作品，因此，值得一读再读，且总是能对自己有所裨益。
有一篇《怀开明书店》，谈到他与开明书店的关系，有掌故可资谈助，读来真是兴味盎然。这篇写于1884年12月10日的回忆，里面还写到他与昆明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创办的《国文月刊》的一点故事，文字较长，却值得我全部录入如下：
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云南大学。吕叔湘刚从英国回来，也在云南大学任教。朱自清、浦江清、沈从文都在西南联合大学，也在昆明。朱自清受叶圣陶的委托，邀聚会，谈起开明打算筹办一个《国文月刊》，由朱自清负责昆明的文稿，刊物交桂林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为战时中学语文教师提供参考资料。第一期的文稿，差不多全是在昆明编起来的。
由于朱自清的殷勤索稿，我写了一篇讲解鲁迅小说《药》的文章。我用心理分析策略，详细阐发了鲁迅这篇小说中所呈现的潜在意识的描写。一九四〇年，《国文月刊》在重庆出刊时发表了我这篇文章。当时我已离开昆明，在香港、上海住了半年，辗转到了福建永安。我的文章刊出后，引起了读者大哗，纷纷批判我歪曲，甚至侮辱了鲁迅这篇著名作品。当时重庆和福建的交通非常艰阻，东南几省的人很不容易见到西南大后方的报刊。有一天，我从乡下进城，到改善出版社去看黎烈文，又到省图书馆去看董秋芳，他们都告诉我，重庆报刊上在批判我。但他们所见的只有几篇文章，而且都没有看到我的那篇文章。几个月之后，记不得是浦江清，还是沈从文，从昆明来了信，才让我知道许多情况。据说，当时也有人同意我的看法，不过相形之下，还是批判我的文章居多。来信又转达朱自清的意见，希望我继续给《国文月刊》写几篇讲解新文学作品的文章，但不必再分析鲁迅的小说。
这篇文章会引起不同意见，我是有预感的，不过想不到反应如此强烈。我以为鲁迅在写《呐喊》、《彷徨》的时候，他的思想体系还只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的文艺观点，还没有超越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是熟悉的，他自己也说受到过弗洛伊德的影响。根据这些了解，我在鲁迅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发现有潜意识的描写。因而我写了这篇文章，试图作一次探索。却想不到我所阐释的，正是人家要竭力掩饰的。这一下，我就“千夫所指”的对象。幸而这场批判的雷雨已经过去，我不在重庆，没有声辩，也有助于雷阵雨的消歇，于是我置身局外，仿佛已“无疾而终”。从此我和《国文月刊》，也和开明书店，没有关系了。
这是施蛰存44年后的回忆，也是他与《国文月刊》关系的一个总结。可以说，他一在该刊写文章，就惹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分析鲁迅小说的文章还不算太多，据我所知，除了周作人写的交代小说背景的相关文章外，就只有许杰和施蛰存了。施的这篇文章后来没有收集，目前也只存在于《国文月刊》中，值得对此文说一说。
何以施蛰存一写关于鲁迅的文章就惹起风波呢？我认为除了这篇文章本身存在的理由外，人们印象中的鲁、施《文选》之争，以及“第三种人”的印象，也使他被别人认为一直对鲁迅存着很深的芥蒂。施蛰存一谈鲁迅，便被别人看作别有意图，并试图从中读出他的意图来。这真是有些莫名其妙，也有些无可奈何的事，也是施蛰存始料未及的。
施蛰存在《国文月刊》的文章是朱自清约的（在他当时的文章中却说是与他同住在昆明永华圃街一个院子的浦江清约的，浦江清与施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照理应以此说为是，不过朱自清是列名的编辑，故两存之），时间还在创刊之前，可见当时《国文月刊》是把施蛰存放进自己的固定作者队伍的。因此，在1940年3月创刊的《国文月刊》中就有了施蛰存的《鲁迅的〈明天〉》，还有一个专有的栏目名是：文艺作品解说之一。上文引述中，施蛰存说谈的是《药》，这里却是《明天》，当是他的记忆失误。
《国文月刊》是一本相对来说历史较长的学术刊物（偶然有一点文学作品，不过占的比例很小），它诞生于抗战初期的1940年，直至1949年才结束，总共出版了82期。施蛰存在创刊号就开了专栏，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这里应该是他很好的舞台，然而一登场就起了风波，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其实，施蛰存分析鲁迅小说也不自这篇《明天》始，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在《中学生》月刊上撰文用同样策略分析过鲁迅的《风波》，当时却并没有起什么“风波”，孰料这次分析《明天》，反倒“风波”陡起了。
这篇《鲁迅的〈明天〉》中，主要有两处最受争议，其一是施蛰存挑了《明天》中一个“小小的眼”，其二是他分析到文章中暗含着性的潜意识。这一处“眼”是这样的：“但夜深没有睡的既然只有两家，这单四嫂子家有声音，便自然只有老拱们听到，没有声音，也只有老拱们听到。”在施蛰存看来，声音可以听到，而没有声音，又怎么能够听到呢？他认为后一个“听到”，“这句话却别扭了，既无声音，如何听到？我想给作者改为‘知道’罢。”第二处是分析文章中暗含的性心理。施蛰存是以心理分析见长的小说家，自然他读小说特别留心这方面，对这方面的描写也别有会心，现在看来，他的分析是相当有的。然而在当时，却是他这篇文章最受攻击的地方。他在上面说：“我在鲁迅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发现有潜意识的描写。因而我写了这篇文章，试图作一次探索。却想不到我所阐释的，正是人家要竭力掩饰的。”当时的鲁迅已经被延安树为文艺界的旗手（另一位是活着的郭沫若），非常推崇鲁迅文学的社会和战斗精神，施蛰存在文章中却全然不涉及这些，而注重潜意识与作文的技巧，他原是为中学生作解说的，左翼评者看不见这些，于是觉得施蛰存“歪曲，甚至侮辱了鲁迅这篇著名作品”。当时重庆报刊上“读者大哗，纷纷批判”的情形，现在看不到，暂且放开，不妨看看《国文月刊》上的反应。
《国文月刊》第5期刊出了两篇商榷文章，一篇署名“忠”的，是专门那个“眼”的，题目是《“听到”和“知道”的商榷》，另一篇文章的作者却是大家怎么也想不到的，你道是谁？陈西滢！他就是认为《呐喊》只有一篇《不周山》好，气得鲁迅再版时偏偏把《不周山》抽去；又声称鲁迅的杂文只配丢进毛厕的，被鲁迅骂作“正人君子”的《闲话》作者无锡人陈西滢。这位鲁迅的冤家对头，这回却并不认可施蛰存的潜意识的说法，特别写了长文来反驳施蛰存。由此可见，陈西滢也认真读过鲁迅小说的，并非像他自己在论战时对鲁迅及其作品那么愤激与抵触。
进入历史的人物都曾是活生生的人，不可轻易一概而论的。对待陈西滢，当然也要作如是观。这是题外话。
施蛰存在上面引文最后说：“幸而这场批判的雷雨已经过去，我不在重庆，没有声辩，也有助于雷阵雨的消歇，于是我置身局外，仿佛已‘无疾而终’。从此我和《国文月刊》，也和开明书店，没有关系了。”这句话也是他记忆失误，虽然他已经离开昆明，到了福建永安，其间还到香港、上海等地，然而并没有真正置身事外，他别人的商榷（或批判）还是作了回复。
回复刊在《国文月刊》第11期，已经是《国文月刊》创刊后近一年了。在这一期刊物上，施蛰存写了《关于〈明天〉》一文，为自己作了声辩。他对“听到”与“知道”一说不作辩解，承认自己“也许当时灯昏眼倦，写到这里偶尔不及仔细想一下罢。所以关于这‘听到’和‘知道’的理由，我在这里谢谢许多曾为文纠正我过的朋友，这实是我粗忽的地方。”而对于鲁迅小说《明天》里的性心理描写则坚持己见，并再次作了分析，回应了陈西滢的商榷。另外，他还对自己为什么在文中忽略鲁迅小说的社会，而专注重小说的技巧，作了说明。
引文中说：“来信又转达朱自清的意见，希望我继续给《国文月刊》写几篇讲解新文学作品的文章，但不必再分析鲁迅的小说”，这句话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国文月刊》不想惹事了，也认为施蛰存不适宜谈鲁迅小说。这样的意见对于施蛰存，有些无趣，也是一重打击。
施蛰存与《国文月刊》的因缘就此结束。
（选自《秋水马蹄》/黄恽 著/金城出版社/2013年3月版）
简谈施蛰存与叶文化月刊曳
更新时间：2024-02-19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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