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王明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研究方向：欧洲一体化研究，政党政治，中国对外关系。
主要著作：《联合背景下的跨国政党》、《建国60年来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论文）、《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不同理论认知》（论文）等。
摘要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战略理论之后，遭遇西方某些人的质疑。这种质疑既受到西方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的支持，也受到西方文化所固有的特点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内敛性、中庸和包容性，使其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质，为探索不同于西方大国崛起逻辑的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提供了可能。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改变以往大国争霸的历史，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为工业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关键词 和平崛起大国争霸霸权文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国际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发展起来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崛起的讨论逐渐热闹起来，但伴随而起的是“中国威胁论”。2003年，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理论，表明了中国摆脱大国争霸传统路径、致力于和平发展的意图，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也许，从文化角度，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疑，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在逻辑，也只有从文化角度，我们才能找到超越大国争霸、实现和平崛起的路径。
霸权更替：西方文化对大国崛起的认知
冷战结束之初，中国并未像西方所期望的那样崩溃，于是，继“中国崩溃论”之后，国际上又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开始探讨中国崛起之后可能带来的威胁。①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之后，西方很多人对这种提法表示质疑，认为这不过是中国的一种宣传手段，目的是为了打消世界对中国威胁的担源于：毕业论文致谢www.808so.com
心，中国和平崛起即便是可能的，也将是极其艰难的。各种学术流派都道出了他们自己的理由。
首先，资源是有限的，而政治就是在一个资源缺少的世界上，群体间为了权力、声望、安全而不断进行的斗争。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而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成为体系中的唯一大国，崛起国终究会挑战霸权国和现有的国际秩序，很可能是通过体系战争来实现自身的崛起。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从本质上来讲是对国际体系的威胁，中国最终会与当代的霸权国家美国发生冲突。②这是现实主义者的典型观点。
其次，中国与西方世界不同的身份也可能导致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与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产生冲突，引发体系战争。 “文明冲突论者”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上的冲突可能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展开，其中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可能形成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导致冲突。③英国学派更关注中国能否接受国际社会的基本制度，认为由于中国的独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因素，要中国完成自身的身份改变从而接受国际社会的基本制度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来自身份的矛盾将构成一种新的结构性冲突，崛起的中国有可能以非和平的方式冲击国际社会。④
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自身历史经验的总结。从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道路来看，和平崛起几乎是不可能的。自欧洲建立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体系以来，大国从来都是伴随着战争的硝烟崛起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大量的战争。有西方学者统计，自1495年～1975年间，共发生了119次大国战争，在此期间，大国有60%的时间都在相互厮杀，其中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同时参加对立双方作战的战争有64次。回顾西方文明史，正如陈独秀先生说：“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⑤
西方人对大国争霸的这种认识，也是西方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很多人通过对比中西方文明指出了西方文化的特点。陈独秀认为，东西方民族文化方面的差异体现在：“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宗法社会以家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家长”。⑥季羡林说，东西方的差别在于，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西方强调征服自然，东方则强调天人合
一、⑦等等。虽然在具体说法上有所不同，但都说出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突出特征。
一是外向性。古希腊文化发源于沿海岛屿地区，那里土壤贫瘠，不适于农耕，但海湾众多，适于海洋贸易和渔业生产，而与狂风海浪搏斗的经历造就西方文化中的冒险和进取精神，形成了一种外向型的文化性格。另外，基督教的原罪说把所有的事物分为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人由于原罪而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只有不断地向外探求，从外部吸取力量，才能由一个非自足的存在向一个自足的存在转变，因此，基督教文化又加强了西方文化的这种外向性。这种外向型文化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对自然的征服；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就是对他国的掠夺和征服。二是竞争性。古希腊最早出现的是一些相互之间互不隶属的小城邦，从而形成了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独立意识，所以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从集体中突出，依靠个人的力量去竞争，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个人是中心，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而社会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这种突出个人和强调竞争的环境下，西方诞生了以提高竞争力为代表的高技术型文化，培养了一种崇拜“力”的文化。民族国家兴起以后，这种对力的崇拜就演变成了武力竞争和扩张意识，国家之间战争不断，而其最终表现就是围绕国际霸权的争夺。
三是排他性。西方文化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二分法的类属性思维方法。类属性法把所有的物体都视为分离、独立的实体，不同的实体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A就是A，B就是B。而冲突性辩证法又强化了这种思维方法。这种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是由相互独立的不同类属构成，在每一种结构中都存在正反两个对立面，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对立和冲突，只有当一个占据了主导地位，消灭了另一方，这种内在的非调和性矛盾才能得以解决，才会形成一种新的矛盾结合体。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宗教上的一元论结合起来，则为对不同文明的征服提供了合理借口。宗教上的一元论坚持人都只能信仰一个神，一种宗教，其他宗教都是非法的、不被允许存在的，信仰这些非法宗教的人被称为异教徒，应该受到惩罚甚至被消灭，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战争十分频繁，迫害异教徒的事件源远流长。西方文化中特有的思维方式加上其宗教观念，使西方文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形成了西方认识世界、认识国家之间关系的定式，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征服与被征服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常态。总体来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生成西方文明的地理及历史环境催生了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强烈的竞争意识，形成了对物质力量的崇拜，其认识世界的方法催生了现代工业文明，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力量的崇拜，强化了人们对自然、对世界的征服意识。而宗教上的一元论则使得西方文化的宽容性大大降低。这些因素构成了西方文化中最突出的基因：征服——对自然的征服、对其他国家的征服。这种文化对大国崛起的认识，自然是大国争霸的历史。站在这种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看待中国的崛起，当然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另一个国家的衰落，崛起的中国必然挑战霸权国，必然冲击现存的国际秩序，崛起的中国与霸权护持国家之间很难不发生冲突。
和平崛起：中华复兴的文化根基
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明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常吸收外来文明，但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这造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类型。这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文化类型，能否为中国崛起提供不同于西方的路径呢？
中国自古以来以“天”为神，崇拜的是一种自然神，皇帝自命为“天子”，代表上天统治人间，他所统治的范围就是“天下”。“天下”的核心区是“中国”，而边缘地带则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中国与四方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文化关系而不是利益关系。一方面，中国统治者基本延续了一种“恩威并行”和以“恩”为本的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模式；另一方面，周边少数民族则基本上沿袭了一条接受、学习中国文化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道路，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以和平主义为主要模式的民族融合”。⑧古代中国虽然也经常发生军事战争，但从中国古代文明史来看，中国的对外征讨往往是在异族的侵扰下不得已进行的，对外征讨并不是为了扩张领土，打完仗总要班师回朝，因此战争往往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中国文化的向外延伸，异族文化的融入，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和平教化。中国文化还发展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国家体系的东亚国际体系，也有人称之为“朝贡体系”或“华夷秩序”：即在东亚地区形成的以册封关系为纽带的一种不平等的、但保持各国独立的国际秩序。中国统治者以各国向其朝贡而感到满足，得到的是“名分”；中国让与各朝贡国大量的实际经济利益，各朝贡国得到的是“实利”，各朝贡国也以接受中国的文化为荣，形成了一个大的中国文化圈，而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是靠武力征服实现的。赵汀阳称支配这种秩序的理念为“天下主义”。他说，支配英美文化的从来都只有国家概念，从来都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在世界政治问题上，中国古代的世界主义，即“天下”观，才是唯一考虑到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合法性的理论。⑨
中国文明的这种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模式，与西方文明依靠武力征服与扩张形成了鲜明对比，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理解西方大国争霸史的视角。而中国文明这种独特的发展道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在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是内敛性。首先，中国文化的起源地黄河流域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于农耕，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东方是浩瀚的大海，北边和西北边是环境恶劣的沙漠戈壁，西南是难以逾越的高原，周边恶劣的环境限制了人们对外界的探索；自古以来，周边地区的文明程度远低于中原，也增强了中原地带人们的自足感。因此，特殊自然条件下的农耕文明使中国人没有向外拓展的野心，养成了源于：大学生毕业论文www.808so.com
独自经营及和平温顺的性格，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内敛性。其次，与西方文化中的“原罪论”不同，中国文化认为人在天地之间是自足的，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帮助，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要致力于内在的道德完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道家主张人的本性应该在自然中寻找，把外在的自然内化为人性，要求取消人的主观能动性以顺乎自然；印度佛教本来强调通过对佛的信仰向上向外追求彼岸的外在超越世界，在传入中国后也主张“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这种主张内在道德修养，而不是对外的征服的文化特性，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内敛性的另一个方面。
二是中庸。中国文化中和平的性格是传统文化中庸精神的体现。中庸精神备受儒家推崇，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里，中庸精神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一种道德规范。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中道观更加具有消极退缩的色彩，倡导“柔弱之道”和“不争之德”，老子一再强调“不敢为天下先”、“不以兵强天下”等等，主张避开锋芒仇怨，以善心对待一切。佛教倡导的“圆融无碍”也是中庸精神的体现。这种中庸思想的流传，对中国人的道德、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平和宽大的精神和以德报怨的品格，这使历史上中国在与异族的战争中往往是抗战御侮，军事战备主要用于自卫而不是侵略、压迫和吞并弱小民族。
三是包容性。和西方的类属性思维方式不同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重的是事物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这种关系性思维认为事物相互关联，行为体是关系中的行为体。世界存在诸多两极偶对，并认为它们相互依赖，互为补充，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就是“共存逻辑”。中国的辩证法是一种互容性辩证法，主张每对对立物以一种非冲突方式互动，转化为一个相互包含而非同质的新合体。中国宗教多神并立，也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品格。这种包容性又决定了中国人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并不谋求消灭异己。历史上，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都是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果。
因此，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解型的文化，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当前，西方文化所主导的人类发展道路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工业文明广受诟病，大国争霸转播战祸，人类应该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吸收营养，探索国家之间关系的新模式，而中国的崛起正是试图走出大国争霸的恶性循环的一种探索，而中国文化也为这种和平崛起提供了可能性。
超越争霸：共享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很多人认为中国和平崛起是以和平为手段的崛起，这是对和平崛起这一战略概念的简单化的理解。外部世界所担心的恰恰是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如何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外部世界会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尽管中国崛起的过程可能是和平的。把和平作为崛起的手段，实际上没有体会到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意义，也就没有彻底消除世界对中国崛起有可能冲击已经存在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从而引发战争和冲突的担忧。因此，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一定要在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首先，和平崛起不是霸权的轮替。中国文化的品格决定了中国有可能摆脱西方大国争霸的传统逻辑，而在不与当今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实现民族的复兴。依据中国互容式辩证法，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大国影响力的下降，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伴随其他国家的衰落，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因此，和平崛起应该产生的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境界。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条根本原则就是，中国反霸但不称霸、不争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关切”“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已、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主张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新安全观。中国的对外战略宣示，恰恰体现了这种和平崛起理念。
其次，和平崛起是包容性崛起。包容性崛起就是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不谋求消除异己的崛起。一是对体系的包容。尽管中国认为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不公正、不合理，造成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障碍，但中国也认为这种体系能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机会，因此在国际舞台上积极维护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并不谋翻这种国际体系，避免了崛起过程中对现存体系的冲击，实现了与当前体系的共存。二是对对手的包容。尽管世界上常有国家把中国当成对手，但中国在外交上从来不预设假想敌，相信矛盾可以通过寻找折中的途径加以解决。三是对他者的包容。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品格是中国不断学习、吸收一切文明的先进成果，当前中国主张文化的多样性，降低了因文化意识形态因素与其他国家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最后，和平崛起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发展。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内省和自修。在现时代，中国首先要强大起来，才能有资格谈论崛起，谈论为人类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我国建设发展和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解决中国当前一切矛盾的关键。同时要建立和谐文明、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设和谐社会，推动和谐世界的建立。
当西方的工业文明走向极致，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和科技进步之后，人类需要新的文明发展模式来解决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严重问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有着丰富的文化基因为培育这种新的文明发展模式作出自己的贡献。和平崛起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应该使我们思考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模式和人类文明发展模式源于：论文格式范文模板www.808so.com
：一种超越了丛林法则、霸权轮替的新模式。
注释
一般认为，国际上最早探讨中国崛起的专著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奥夫霍尔特1993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崛起》。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最典型的是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
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1, 2010, pp.5-36.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之差异”，《新青年》，第一卷第4号。
季羡林，张光璘编选：《东西文化议论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53、56、61、64、65～66、69、82页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3页。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孟子·尽心上》。
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9日。
朱立群：“国内政治过程与中国对外政治及外交行为”，载于秦亚青等主编：《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254～256页。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