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明朝中叶；畲民；王阳明；南赣之乱；去“蛮”化“新”
1006-723X（2012）09-0080-06
关于畲族的族源、起源，历来是畲族研究绕不开的课题。综观20世纪80、90年代的畲族研究，有关畲族探源的著述几乎占尽五分之三。即使如此，学人至今仍未达成一致。不过，公元7世纪畲族先要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地①，却为学界所公认。蓝炯熹认为，“从元开始，特别是明以后畲族先民从‘闽粤赣交界地’陆续迁往‘闽浙赣交界地’，并在6个世纪的长时段里，‘闽浙赣交界地’逐渐成为畲民的‘大本营’。”②畲群主要居地的变化固然与闽浙赣交界地的“拉力”有关，事实上更与畲人抗元失败的历史相涉，也与明中叶王阳明的征剿、善后之措施关联。因为正是这些“举措”，闽粤赣交界处的畲民由此“去蛮化”，“梗化”、“顽民”开始“新民向化”。
不过，就王阳明治乱的研究而言，目前学界多半立足于客家视角，着眼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客家的畲族因素来探讨。如王东认为，“就客家方言群的发展及其地域格局的变迁而言，王阳明在巡抚南赣期间所实行的这些措施，均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③谢重光则指出，“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剿抚并用，平定了起义，并采取措施，促成了大量畲民转化为客家人。在这一过程中，赣南对于客家民系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中枢作用。”④有的则侧重某一具体方面的探讨。如饶伟新就社会动乱的族群背景进行分析，指出“‘无籍之民’的社会政治处境和‘化外蛮夷’的族群背景造成了当时的社会动乱”。⑤申荣则就王阳明的事功展开专题性研究，对其军事活动进行系统评述。⑥还有的学者专门就《南赣乡约》、十家牌法进行研究，强调乡约执行的实效分析。如曹国庆认为，“王阳明的乡约顺应了社会需求，对于调整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以及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缓和社会矛盾，颇具成效。”⑦而黄志繁则认为“王阳明的保甲法由于无法掌握地方社会真实的人口情况而容易流于形式，乡约则由于仪式繁琐等原因维持时间甚短，但两者并没有完全流于形式，它们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黄志繁.乡约与保甲：以明代赣南为中心的分析[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2）.”显然上述研究缺乏一个对王阳明治乱举措的整体性梳理，尤其缺少一个从畲位视角的分析。尽管温春香从民风转变的视角出发提出，“明朝闽粤赣边区新县的大量设置以及国家教化的推行，畲民定居，趋安定，民风由‘桀骜难驯’转变为淳朴温和。”温春香.明清之际畲族民风的改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J].中国地方志，2008，（11）.但却未将畲人民风转变置于整个畲族衍迁史中来理解。事实上，闽粤赣畲族“销声匿迹”缘于畲人抗元失败，被迫北迁，是为“推力”，而明中叶王阳明的军事“讨剿”、乡约教化才是畲民得以“去蛮化”的关键。
鉴于此，本文拟从畲族先民的衍迁史入手，就王阳明的军事“剿抚”、保甲监督和乡约“教化”与畲族族性潜隐、畲民“销声匿迹”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南赣“梗化顽民”的去蛮化过程。
一、闽粤赣边区的“梗化顽民”
“梗化”一词，意即“顽固不化”，该词源自南宋《过汀州》，“荒山无寸木，古道少人行。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闾阎参卒伍，城垒半荆榛。万里瞻天远，常嗟梗化民。”谢重光.福建客家[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由于宋时闽西乃畲族先民的聚居地，故诗人把敢于对抗官府、桀骜难驯的畲民称之为“梗化民”，在南赣则称“顽民”。如“宦途言江西诸郡，率曰赣难治也。……其弗率者，负固之顽民；健讼者，邻封之逋逃也。”谈恺.虔台续志[Z].嘉靖三十四年（1555）.而在建昌则称“梗化顽民”。《晓谕安仁余干顽民牌》：“照得安仁、余干各有梗化顽民数千家，近住东乡，逃避山泽，沮逆王化，已将数年。”循此看来，南宋闽粤赣交界处的畲民时常为患，以抗朝廷。在历史上，由于畲族先民多居于闽粤赣交界处的深山、溪峒、狭谷，故史书中多称他们为“蛮”、“蛮僚、“峒蛮”或“峒僚”。“蛮”见于《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蛮僚”见于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十二；《艺文》二；嘉庆《云霄厅志》民国版卷十一《宦绩》；《宋史》卷四十源于：论文写法www.808so.com一；《理宗》一。“峒蛮”见于嘉庆《云霄厅志》民国版卷十一《宦绩》。“峒僚”见于《宋史》卷四一九；《许应龙传》.如《资治通鉴·唐纪》载：“（唐昭宗乾宁元年）是岁，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而文天祥起兵勤王时，“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Z].又如《宋史》载许应龙知潮州，“距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丐耕土田不输赋。”《宋史》卷四一九；《许应龙传》[Z].上述可见，明中叶以前史书、志书上多称闽粤赣边区的畲族先民为“蛮民”、“洞獠”，称“蛮”则缘于其为南迁武陵蛮的后裔。实际上，今日无论哪种畲族起源说，都充分肯定畲族文化中的南蛮，特别是武陵蛮因素。谢重光则明确指出，“畲族乃闽越土著与南迁武陵蛮及其他南方种族——包括部分逃入溪峒的汉人——经过长期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谢重光.《畲族在宋代的形成及其分布地域》，《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1）.
此外，关于畲族族称，历史上畲族先民常自称“山哈”、“山野子”，他们垦山为业，游耕狩猎，“不事赋役”，《通鉴纪事本末》卷48《桂阳蛮猺之叛》[Z].“不复知有王法”，魏瀛，等.《赣州府志》卷65《艺文·宋文》[Z].纯属“化外之民”、“梗化之徒”。而作为他称，对于“輋”、“畲”的最早出现时间学界也有不同看法。谢重光认为，“以‘畲’作为耕山烧畲，不断迁徙的特殊族群的族称应始于唐末或五代。”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而多数人则认为畲族作为族称在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南宋末年，即刘克庄的《漳州谕畲》。“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州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四部丛刊》集部[Z].不过，在赣闽粤边区不同的属地对畲族先民的称呼不同。在闽西，人们多称之“畲民”。如刘克庄《漳州谕畲》：“畲民不悦（役），畲民不税，其来久矣”，“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Z].。又如“（汀州）西邻章贡，南接海湄，山深林密，岩谷阻蚴，四境椎埋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嘉靖《汀州府志》卷4《户口》[Z].而在粤东、粤东北的史书、志文常称当地畲族先民为“輋民”，因为“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輋，故称瑶所止曰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17册）[Z]//“广东上”.博罗县志.而文天祥在《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剿劫，累政。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一[Z].与闽西、粤东、粤东北不同，赣南境内的畲族则有的称“輋民”，有的又称“畲民”。一般而言，靠近粤地的称“輋民”，临近闽西的称“畲民”。如南安府“当五岭最东为交广襟喉，地多瘴，与輋人杂居。”“崇义俗杂五方，虽风气与三邑略同，与輋人附居，多涉猎为食。”《江西通志》卷四八“南安府条”[Z].可是，在靠近闽西的石城“邑山谷绵旷，类邻境畲民杂佃其间”。《宁都直隶州志》卷31《艺文》3，熊懋官《尹邑侯去思碑》[Z].元以后，随着畲民陆续北迁至闽浙赣交界地，当地汉人称其为“畲客”。如“龙南山中有畲客，其妇恒终岁赤足与男子杂居作度日，不与汉族通婚……盘瓠死后，由闽粤播迁处深山从中，渐渐阑入衢境。”《衢志》卷八“风俗志”[Z].上述尽管闽粤赣交界地的畲族先民有不同的他称，但依今天的民族分类实属同一民族。不过，“受华夷之辨的影响，它们多半被定性于‘蛮’、‘獠’的话语之中，常被认为是‘野蛮’、‘强悍’、不受教化、不服统治的一群人， 甚至常与盗、寇等相联系。”温春香.明清之际畲族民风的改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J].中国地方志，2008，（11）.缘于此，历史上畲族先民以“喜斗”、“好讼”、“民风强悍”著称，如崇义“邑本割创，俗杂五方……抑或侨寓者众，人附居，多射猎为食，傲狠无常，而尚谲诈，喜争斗”《南安府志》卷2《疆域土俗》[Z].，这纯属站在汉人的立场所进行的表述。不过，畲家军抗元，明中叶畲汉南赣之乱也足以说明畲民族性意识强烈，可是随着封建统治势力的深入，特别是王阳明的军事“剿抚”与乡约“规化”，闽粤赣边区的畲民逐渐去蛮化，族性也随之潜隐。
二、明中叶南赣“畲乱”与王阳明“平乱”
“南赣”是人们对江西南安、摘自：毕业论文任务书www.808so.com赣州二府的合称。历史上赣南为江西最偏僻陋险之地，开发最迟，民风劲健。《同治赣州府志》卷2《舆地志》引《舆地广记》[Z].由于其“地大山深”，“汉唐以前，率以荒服视之”。赣州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重印《同治赣州府志》辑录的旧序[Z].”宋时，“（江西）其南赣、吉、南安，林峒邃密，跨越之路，奸人亡命之所出没”《真文忠公全集》卷九“江西奏便民五事”[Z].，当时景象仍十分荒僻。明朝，杨士奇“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同治《赣州府志·艺文》，杨士奇《送张鸣玉序》[Z].由此可见，时至明朝赣南山区的土地开发尚未大规模展开。
不过，随着南宋政权东迁，大量北方人口南进，相当部分进入南赣，移民与土著开始争夺土地、生活资源，矛盾初现，以致南赣盗贼纷纷作乱。王安石《虔州学记》记载：“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赣、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守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同治赣州府志》卷23《经政志·学校·赣州府》录载[Z].另外，“从史料上看至元年间闽粤赣边界几乎每年都有盗贼叛乱，诸如‘诸郡盗贼蜂起，所在屯聚’等记载充斥史籍。这些动乱基本都是‘畲民’叛乱，且以福建、广东为中心，影响及至江西。”黄志繁.抗元活动与元代赣闽粤边界社会[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5）.由于抗元起义不断，故刘埙“又报汀畲急，偏增官府忧；……哀哀鸣泽雁，内地似边州。”刘埙《五言律诗·畲寇》，《水云村泯稿》卷二[Z].“内地的畲民聚居区竟似边疆，战事不断”温春香.明清之际畲族民风的改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J].中国地方志，2008，（11）.，这给当时社会治安与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明中叶，严重的自然灾荒及繁重的征敛，以致民不聊生。谈恺修纂《虔台续志》卷1《舆图纪》[Z].加之闽粤流民入赣，南安府“郡中都鄙无多，日产甚薄，重以生谷之土少。”《南安府志》卷29《旧志后序》[Z].赣州府“最病者，田归异郡，役累土著，其为乡人所有者，殆四分之一者。”《赣州府志》卷68《艺文》，廖宪《警俗论》[Z].上述各类矛盾相杂，地方起义、不断，至正德、嘉靖年间达到高峰。
关于明中叶之乱事，笔者以为主要是畲患、輋乱，当然起义的参与者有大量闽粤汉族流民，但实际上上述三个中心都以畲、瑶等民族的反抗斗争为主要内容谢重光.明代湘赣闽粤边的社会动乱与畲民汉化[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1）.，借輋（畲）、猺的盘瓠信仰来蛊惑、凝聚，如谢志山、蓝天凤均“各自称盘皇子孙，收有流传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王阳明全集（卷10）[A].横水、桶冈捷音疏[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此外，史书、志书中也多明确记录系畲、瑶、苗之乱。如“横水、左溪、长流、桶冈、关田、鸡湖等处贼巢，就共计八十余处，……其初輋贼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御史金铎令安插于此”。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10）[A].立崇义县治疏[C].这些“山峒愚民咸啸聚为寇。”《南安府志》卷22《艺文》5《修上犹城记》[Z].，而粤北“乐昌县山峒苗贼二千余众出到九阳等处搜山捉人”；粤东北“目今瑶贼万余，聚集山峒，声言要造吕公大车，攻打州县城池”王阳明全集（卷9）[A].攻治盗贼二策疏[C].；闽西大帽山则“深山巨壑去处，概系瑶苗杂居，时或乘隙啸聚劫掠”谢重光.明代湘赣闽粤边的社会动乱与畲民汉化[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1）.，而“邻境輋民……易相惑为盗”《宁都直隶州志》卷31《艺文》3，熊懋官《尹邑侯去思碑》[Z].，“劫掠乡里”、“流劫各地”。上述群贼虽然有的称“輋”，有的称“苗”或“瑶”，但它们均系畲族的先民，故这一时期的、起义亦称“輋乱”。
为了平乱，弘治八年明廷始设统辖湘、赣、闽、粤四省八府一州的“南赣巡抚”，其责重在剿寇。尽管首任巡抚金铎到任后，很快平息了闽西，但由于他简于善后，只是“具奏每县添设巡捕主簿一员，职专捕盗”《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6册，《福建备录》引《汀州府志》，四部丛刊本[Z].，故此后闽粤赣一“贼”刚平，一“贼”又起。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为此，朝廷不得不在政策和策略上做出调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阳明临危受命，于正德十一年八月出任南赣巡抚，当时“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俐头，皆称王，与大庾陈曰能、乐昌高快马、郴州龚福全等攻剽府县，而福建大帽山贼詹是富等又起”《明史》卷195《王守仁传》[Z].，南赣、闽西、粤东三个中心业已形成。由于畲患地理相连，遥相呼应，且“民盗不分”、“攻围城池，敌杀官兵，焚烧屋庐，奸污妻女，甚为荼毒”。王守仁《攻治盗贼二策疏》，同治《南安府志》卷二十四《艺文七》[Z].鉴于此，王阳明到任后并未急于剿寇，而是充分了解、掌握“贼情”，之后拟订平乱方略。接着，督军闽西上杭，一举剿平了使“三省为之骚然”王阳明全集（卷9）[A].闽广捷音疏[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的闽西中心。是年七月，王阳明移师大庾，对横水、左溪、桶冈的輋民山寨进行围剿。横水、左溪、桶冈作为赣南的輋乱中心，由于与湘粤之“贼”、“巢穴”相连盘踞，流劫三省，为害多年。王阳明全集（卷9）[A].攻治盗贼二策疏[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对此，王阳明调动三省兵马，亲自督战，生擒陈曰能，最后诱使谢志山、蓝天凤率部投降。正德十三年春，王阳明乘威进军粤东龙川，擒获“贼首”池仲容数人，接着进军九连山，“内外合击，擒斩无遗”《明史》卷195《王守仁传》[Z].。至此闽粤赣交界处的“輋乱”得以平定，“除了三省数十年之患”王阳明全集（卷11）[A].俐头捷音疏[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不过，与以往巡抚不同，王阳明清楚“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全集（卷4）[A].与杨士德薛尚谦书[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单纯的军事讨剿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王阳明认为，“南赣之盗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犹或聚众而与之角。鸣之于官，而有司者以为既招抚之，则皆置之不问。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从贼。……夫平良有冤若无伸，而盗贼仍无求不遂，为民者征输之剧，而为盗都获犒赏之勤，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向导，处城廓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也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同治《南安府志》卷二十四《艺文七》，《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Z].可见当时南赣盗贼成群、劫掠成风主要源于“官府不足恃”、“民有冤无处伸”、“为盗或犒赏”，故王阳明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改善管理，加强教化，积极善后，方能长治久安。不过，王阳明在推行这些举措时并非分时段进行，而是整体推进，显然这是一套完整的“治乱”计划。
三、王阳明“去蛮化”举措
有明一代，王阳明的事功可堪第一。不过，综观他的事功，王阳明真正过人之处在“文”而不在 “武”，在于能把自己的心学主张应用到平乱和善后实践中。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作为心学创始人，王阳明将心比心，并认识到民众之所以为盗、为贼，是由于吏治腐败，民有冤无处申，礼教废弛，民不知法度，故要长治久安则必须攻心，“破心中贼”，改善统治，加强教化。首先，安辑“新民”，落籍管理。针对“”乃“不事赋役”、游耕的輋民和流民所为，他们因流动不定，加之当时保甲松弛，地方政府无以管理，故无论是军事讨剿也好，善后也罢，对畲民、流民实行编户落籍是安定社会的前提。实际上，与军事征剿的同时，王阳明摘自：毕业论文提纲格式www.808so.com
要求地方官府实施招抚“新民”以落籍。如“横水等处新民廖成、廖满、廖斌等前来投招，随又招出别山余党……一百四十二名口，……乞要安插。……此后但有未尽余党，务要曲加招抚，毋得再行剿戮，有伤天地之和。”“为此牌仰县丞舒富即将新民廖成授以领哨义官， ……令其分统，招出新民，编立牌甲。……于横水新建县城内立屋居住，分拨田土，令其照例纳粮当差。”王文成全书（卷16）[A].牌行招抚官[C].通过招编，闽西大帽山一带“今新抚之民群聚于河头者二千有余。”王文成全书（卷9）[A].添设和平县治疏[C].“（南安府） 三县招安新民六百余名，帖然安堵。”王文成全书（卷11）[A].再议崇义县治疏[C].借助招抚、编户，游耕的輋民和流民被安插到当地的里甲之中，是为“新民”，由此获得了合法的身份，成为“编户齐民”，自此开始落籍定居。
其次，增设新县，加强对“患区”的直属管理。为了重建、恢复社会秩序，王阳明在剿平南赣、闽西、粤东三个“輋乱”中心后，呈疏新设崇义、平和、和平三县，明确各府对上述“患区”的管理之职。 “今诚于其地开设县治，正所谓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行且化为善良。”王阳明全集（卷9）[A].添设清平县治疏[C].使“三省残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无潜匿之所而不敢逃，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王阳明全集（卷10）[A].立崇义县治疏[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可见设立新县，加强行政管理是王阳明实施其他“举措”如举乡约的前提与基础。实际上，通过设立新县，建立一整套统治和礼乐教化机构，达到“有司存，而其学校、祀典、乡饮酒礼，民日由之，遂渐从善而归治”。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七：《福建·闽中分处郡县议》[Z].由此可见，“臣等窃以设县移司，实为久安长治之策。”王文成全书（卷9）[A].添设和平县治疏[C].
再次，王阳明积极推行十家牌法，以逐渐确立化的社会控制。由于“访得所属军民之家，多有规图小利，寄住来历不明之人，同为狡伪欺窃之事；甚者私通畲贼，而与之传递消息；窝藏奸宄，而为之盘踞夤缘；盗贼不靖，职此其由。合就行令所属府县，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备写门户籍贯，及人丁多寡之数，有无寄住暂宿之人，揭于各家门首，以凭官府查考”。王阳明全集（卷16）[A].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C].很明显，“十家牌法”是专门针对南赣为盗之风盛行而设，重在“弭盗”。不过，在安辑新民的南赣山村，王阳明积极提倡“心要平恕，毋得轻易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⑩王阳明全集（卷16）[A].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C].具体而言，便是通过告诫“一甲内俱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要“婚丧等礼，俱从俭朴”；“斗讼等事，俱要和解劝阻。果有屈抑，许赴官禀告”。⑩由此营造“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的社会风气。然而，客观地说十家牌法实践的途径是乡民互相监督、罪责同罚。譬如，“一甲内但有平日习为奸盗、、教唆，俱要首报在官，若有隐匿事发，甲内治以知情重罪”“有习为奢靡，而同甲不劝阻，及劝不听而不禀告官司者，定行罚治”“善相劝勉，恶相规戒，患难相恤，出入相友。”另外，十家牌法强调民防，“一甲内凡有盗贼、水火，同甲及左右甲、对甲，俱要齐心并力，应援救护。但有坐视不赴者，同甲举告，官司治罪，仍量罚银米给被灾之家。”上述可见，“十家牌法”通过政权强制与乡村地缘、族缘的互相维系和互相监督作用相结合的方式，在招抚新民地区推行和维护封建秩序。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显然，十家牌法重在“弭盗”，不过客观上它带有教化乡民，孕育社会新风的色彩。实际上，王阳明很早便知破“山中贼”关键在于破“贼民”之心，“教化”乃治患的根本。“先生自大征后，以为民虽格面，未知格心，乃举乡约告谕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辞有曰：‘顷者顽卒倡乱，震惊远迩。’…… 然亦岂独冥顽者之罪，有司抚养之有缺，训迪之无方，均有贵焉。”《王阳明全集》卷33《阳明先生年谱》一[Z].鉴于此，正德十三年十月，《南赣乡约》颁布，共计十六款，前半部分为谕民文告，要求“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伤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另外，倡导“尔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旧恶……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王阳明全集》卷17《南赣乡约》[Z].乡约后半部分则主要是具体的条文规定和实施办法，内容涉及9个方面的劝谕：一、督促寄庄人户纳粮；二、禁；三、禁居民小忿报仇；四、禁阴通贼情；五、禁差役扰民；六、新民不得怀前仇；七、新民改过自新；八、婚嫁从俭；九、丧葬合乎礼仪。《王阳明全集》卷17《南赣乡约》[Z].很明显，乡约重在“教化”，试图通过“兴教化”、“淳风俗”、“格心”最终“破心中贼”，把梗化顽民培养成为“温良逊让”、“卑己尊人”的“新民”。此外，王阳明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今幸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以应移风易俗之事，虽未能尽举，姑且就其浅近易行者，开导训诲，即行告谕……互相劝勉，兴立社学”。《王阳明全集》卷33《阳明先生年谱》一[Z].很明显，王阳明兴办社学在于规训民众，移风易俗，从思想上引导“新民”从善向化，使“顽民”习性符合国家礼制。虽然王阳明的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但客观地说这些举措确实缓和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使“顽民”、“梗民”去蛮化，最终落籍为“新民”。
四、结语
有关王阳明平南赣之乱及其善后措施的研究，目前已有大量著述，而且观点精辟。不过笔者以为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客家的视角，就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文化中的畲族因素来展开，而缺乏一个从輋（畲）观视角的考察。特别是，乏有从畲族的族源及其迁徙史来观瞻。事实上，从畲族先民史来看，畲民于南宋末年便形成了单一民族，在南赣的大部分輋民明中叶前仍过着游耕狩猎、“不事赋役”的流动生活，他们时常为“乱”，对抗朝廷，蛮族特征明显。不过，包括南赣在内的闽粤赣畲（輋）民蛮族势力弱化始于畲民抗元失败，被迫北迁，而真正“去蛮化新”则是在明中叶王阳明的军事讨剿与乡村治理举措下完成的。
正是王阳明的军事“征剿”以及善后措施，南赣輋民中的大部分被“编户齐民”，安辑为“新民”，生活方式则由原来的“垦山为业”、游耕溪洞变为落籍定居。尔后，在十家牌法监督、乡约教化作用下南赣輋民逐渐得以“去蛮化”，向化一新，族性潜隐起来，以致在此后南赣史书、志书上畲民几乎“销声匿迹”，直至民族识别时族性意识方才复苏、增强。当然，就王阳明平乱、治乱的经略而言，军事讨伐是安定社会的前提，善后之举则乃长治久安的保障，而善后举措中笔者以为造成南赣輋民“去蛮化”的是“编户齐民”、安辑新民之策，因为自此畲民大批落籍定居，原有的生计方式得以改变，蛮族习性弱化，而导致南赣輋民成为“新民”的则是乡民规约、社学教化，自此輋民民性逐渐平和，其惯习渐合封建礼法。不过，就王阳明新设各县，推行十家牌法、保甲法等举措，笔者以为其初衷旨在“弥盗”，而非“教化”，但客观上它又为“教化”提供了前提。综而观之，王阳明的上述治乱经略是加速輋民汉化的催化剂，畲民之后得以向化一新。
[参考文献]
The She People′s Dislodgment of Barbari and Adoption of Enlightenment
in Southern Jiangxi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Ming Dynasty——Centering
on Wang Yangming′s Administration to “The Chaos of Southern Jiangxi”
LAN Xi-yu1， LIAO Li2
（1. Ethnic Research Institut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2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031，Yunnan， China）
Abstract：She people is a single ethnic group which formed at the end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y were integrated during the long period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boriginal inhabitants who moved to Wulingman and the junction area of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provinces and the Han people who fled to Ch′i Tung. In history， the border of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provinces are the ghettos of early She people′s ancestors. She ethnic group began to migrate northward gradually in Yuan Dynasty， and the junction of Fujian， Zhejiang and Jiangxi provinces gradually became new settlements of early She people′s ancestors.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the main settlements are serious. One is because the failure of She people′s anti-Yuan Dynasty which impelled large number of She people who lived in western Fujian to migrate northward. The disappearing of She people′s early ancestors， living in southern Jiangxi， had close relation with Wang Yangming′s policies， such as military destruction， Bao-Jia supervision system， and town arrangement and enlightenment. Just because of the initiatives above-mentioned， She people of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were able to dislodge their barbari. They changed their headstrong nature and gradually became indiscernible until the time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when they were identified. However， the previous scholars focused on “The Chaos of Southern Jiangxi” in the middle period 源于：初中英语论文www.808so.com
of Ming Dynasty mostly from the Hakka perspective. So， it lacked the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he people themselves.
Keywords：the middl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She people； Wang Yangming； The Chaos of Southern Jiangxi； dislodgment of barbari and adoption of enlightenment
作者简介：蓝希瑜（1975—），男（畲族），江西上犹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江西省赣南师范学院、浙江省丽水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赣南畲族发展史研究；
廖莉（1989—），女，重庆江津人，云南民族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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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