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戍变法前后我国出现近代图书馆萌芽时图书分类法

更新时间:2024-02-1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 本文尝试简要地归纳了在战争之后,伴随通商贸易以及宗教传播,在“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下,对日益增加的各种西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 “新学”、“异说”和“方技”等内容图书用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经难以类分的形势下,中国书目编撰工作者对新的图书分类策略所进行的多种尝试,简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类的构成逐渐被近代科学知识体系结构所取代的渐近过程。
关键词 中国 图书分类 历史
:A
Library Classific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when Modern Library Sprouts Emerged in China
MIAO Lin
(Shanghai Library,Shanghai 200031)
Abstract The article briefly generalized many new classification methods that Chinese book cataloguers attempted whe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four-part classification method had been difficult to adapt to such a situation that the number of books with content of western humanities,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increasing with the commercial trade and the spread of religion in the environment of western learning be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and described the process of the compos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gradually being replaced by the mod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 structure.
Key words China; library classification; history
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倚靠炮打开了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伴随着通商贸易,宗教的传播,西方世界当时的各个领域的先进技术与文化在中国逐步渗透并得以传播,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改良运动渐次走向了,随着一系列“西学东渐”的改良措施的出现并在其影响下,中国传统的“藏书楼”形式在西方的图书馆学的影响下,逐步产生了转变。并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古代藏书楼性质的公共图书馆,其较有代表性的如:1897年出现与浙江的“古越藏书楼”,1900年的“浙江藏书楼”以及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藏书楼”等。由于国门初开,对各种西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 “新学”、“异说”和“方技”予以论著和译著的书籍日益增加,对这些图书予以类分,依靠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是难以满足。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于此种情况感到焦虑,如当时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著者)曾就此事上书其老师张之洞[(1837-1909)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湖广总督,军机大臣]说:“……然处今之世,书契益繁,异学四起,匪特七略不能复,即四部亦不能赅,窃有短而愿献也……且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部所能范围,恐四库之藩篱终将冲决也。盖七略不能括,故以四部为宗,今则四部不能包,不知何以为当?”他的这番话确实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代表中国传统学科思想分类体系的四部分类法,在面对外来文化日渐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浪潮前开始动摇,也反映了中国书目编撰工作者探索新的图书分类策略的开始。
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做法是:在保存原有经、史、子、集传统四部分类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一些修改与补充,使之在类目方面与一些新的书籍内容相适应,同时又增加了丛书和别录两部,使其在表面上可以暂时包含一些新的内容,但从根本上是难以解决理由。其代表就是著名的《书目问答》(张之洞撰)。《书目问答》在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地位其本身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分类体系,而是在于敢于修改被定为“永制”的四部分类法。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则想用当时新兴思想的西方科学学科思想体系来打破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束缚。他们从自身要对当时社会要进行改良的这一政治要求出发,编制了与四部分类法截然不同的图书分类法。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与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则是《西学分类表》。该表是梁启超在大量的西方书籍出现在我国的情况下,以改良主义的思想为指导而编制,并用于对其进行类分的。其在《西学书目表序例》里写道:“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择其精要而读之,於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西学书目表》的编制体系突破了正统的四部分类法的束缚,完全扬弃经、史、子、集四部的传统体系,将书籍按内容分为学、政两大部类,并按自然科学的发展顺序予以编排,在“学”(下转第53页)(上接第23页)类之下,其子目有13个( 算学; 重学; 电学; 化学; 声学; 光学; 汽学; 天学; 地学; 全体学; 动植物学; 医学; 图学。)“政”类之下有子目10个( 史志; 官制; 学制; 法律; 农政; 矿政; 工政; 商政; 兵政; 船政。)在以上的“学”、“政”两大部类之外,还附有1杂类,其子目有: 游记; 报章; 格致; 西人议论之书; 无可归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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