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常看到关于各类读书会的报道，为了吸引读者，主办方或邀社会名流主讲，或邀商界巨子捧场，如果真能让读者静下来阅读，或传播阅读理念，也值得鼓励，但有些可能只是资本运作和媒体炒作。还有一种小型读书会，或隐于闹市，或藏身校园，参与者也只是三五好友，或朋辈而已，人多反而不好，像开会。笔者也曾参加过这类读书会，地点在北大五院南面的教研室，那是中文系搬离静园以前，时间一般是周四的下午，师生聚谈，讨论一本书，一篇小说，或某篇论文，直到夕阳西下，一抹斜阳从破旧的窗格透进来，洒在皴裂的桌面，如果坐在逆光位置，可以看到阳光中慢慢腾起的灰尘。
因此，当我读到美籍伊朗作家纳菲西的小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时，我被叙事者笔下的读书会吸引住了。凑巧的是，她们也选择了周四，不过她们的读书会似乎有着别样的风景和情怀，正如一位亲历者所体验：“自从每个星期四早晨，我们开始在那向云彩借光的房间阅读《包法利夫人》，享用酒红碟子盛装的巧克力，至今已过了五年。马不停蹄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但我的内心深处却起了变化。”（《在德黑兰读〈洛丽塔〉》，356页）这是读书会的参与者玛纳后来写给纳菲西教授的信，这段看似抒情的文字，背后掩藏的是一种特殊的美学和政治姿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阅读不仅是一种奢侈和享受，更是一种神圣的仪式。
叙事者纳菲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留学美国，归国后正赶上伊朗革命，她顺利进入德黑兰大学，并成为最年轻的教授，但校园已逐渐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场，教学和研究不再与政治无关，在反对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都受到政治干涉，教授略带自由倾向便被辞退，大学附近的西文书店也纷纷被迫关闭。纳菲西在艰难维持了几年后，以辞去教职的方式表达了。虽然她辞去了教职，但她的教学和阅读生涯却未中辍，她选择了几个真正爱好文学的朋友，她们大多是她昔日的学生，她的选择标准很简单，无关信仰和政治立场，只要具有独立深思的能力。“她们身上都带着脆弱夹杂勇敢的奇异特质”，“不属于任何群体或派别”（12页）。这些女孩被叙事者亲切地称为“丫头们”，她们一起组成了秘密的读书会，读喜欢的经典，以文学的方式去阅读。
读书会的地点就在纳菲西的起居室，到了周四上午的读书会，她像准备出席盛会一样，慎重地沐浴更衣，精心打扮，然后在窗帘后面等待读者的到来。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玛荷希来得最早，带来了一束黄白色的水仙；莎娜姿到得最迟，她不仅要以撒谎的方式骗过父亲，还要摆脱她弟弟的纠缠和监视。而从她们各自的家到纳菲西教授的起居室，所经历的街道已无风景可言：“在将近二十个年头中，街头已俨然转变为战场，不服从规定的年轻女性被扔上巡逻车，押入监狱，除了遭鞭打、罚款，还可能被迫洗厕所，尊严扫地。”（28页）最早到达的玛荷希也最为沉默，她常以这种方式，承受着她曾经五年的狱中记忆。
纳菲西的起居室不同，因为读书会，这里成了一个神奇的地方，纳菲西将其比作她生命中的“小提琴”，这不仅是她结束教学生涯后，与人交流的唯一方式，也在于读书会的形式和氛围本身。读书会就像一个通道，将她们从现实输送到了另一个时空，在这里，她们可以自由呼吸，自由发言、争论甚至吵架，而不必顾忌周边监视的目光，她们读《一千零一夜》，读《包法利夫人》，读简·奥斯汀，读亨利·詹姆斯……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去理解。然而，读书会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避风港，相反，这里是一个以阅读的方式反思政治、重建个人主体性的地方。
纳菲西并不是要在文学与政治之间设置一个二元论，而是要以文学的方式重新理解政治。她不反对政治本身，实际上，她曾是一个热忱的政治参与者。她的读书时代是红色七十年代，她并没有错过席卷大学校园的政治运动，她在美国参与了由伊朗左派学生组织的、为反抗美国干涉伊朗内政的游行和。但当她看到意识形态日渐凌驾于个人生活之上时，她开始警觉起来，并开始疏离这些街头运动，最终回到了她的书本中。
对她来说，政治和宗教本身并不是理由，理由是“这个国家把一切动作姿态，包括最私人的表情，全部泛政治化”（26页）。她反对的是以政治的名义，对个人自由的干涉及对个人尊严的践踏。而她所组织的读书会，就是要在无孔不入的极权统治下，能够自由地打开书本，回到文学自身的空间。如果借用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说法，就是先要回到文学的“轻”，在卡尔维诺看来，轻是与匮乏联系在一起的，由匮乏变成轻，便能飞入另一个王国，并在那里得到满足。对于纳菲西及丫头们来说，她们正是要借助于文学之轻，才能摆脱政治和生活之“重”，这与昆德拉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纳菲西所组织的读书会，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阅读者通过讨论，形成的是一个话语共同体；而起居室所弥漫的特殊氛围，尤其是读者之间的同情与理解，也有形成情感共同体的可能。
这种阅读共同体的形成，让我们有机会对本雅明的观点稍作省思。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一文中认为：“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在现代社会，不仅小说的写作是孤独的行为，小说的阅读也是如此，“小说的读者则很孤独，比任何一种别样文类的读者更孤独。”而且现代的阅读方式也是贪婪的吞噬，是占有性的阅读，因而他对史诗时代的说书传统表达了乡愁般的怀念。然而，从纳菲西的描述中，我们发现，现代阅读可以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读者围绕圆桌自由讨论，在交互的辩论中形成真正的话语共同体。
虽然读书会具备积极的政治作用，叙事者也极为珍视她的阅读伙伴，但她记忆中的读书会却并不总是那么顺利，莎娜姿有一次便无故缺席了。在下一次读书会时，莎娜姿讲述了她的遭遇，叙事者以平静的口吻叙述道，“她的故事听来耳熟”：原来两星期前她和五个女孩去海边度假，第一天她们便去附近的别墅找她朋友的未婚夫，当六女一男坐在户外的花园时，“道德小组”“突然持跳过矮墙进来”，在未搜到酒、录音带或CD等任何违禁物品的情况下，还是把她们送进专为触犯道德法规而设的监狱，后来还让妇产科医生检查她们的，在检查结果毫无错漏的情况下，她们依旧被迫承认她们未犯的罪行，并被处二十五下的鞭刑。而更令人气恼的是，作为受害者，莎娜姿回家后还要受家人的斥责，似乎错的真是她。但这种经历并未让她们退却，反而让她们更为珍惜阅读和读书会的宝贵时光，因此，读书会一直持续着，直到纳菲西选择离开德黑兰，去美国。
对于阅读政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更新时间：2024-03-03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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