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孟子；性善论；仁政；法治；德治
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孟子性善论的思想渊源。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孔子为重建社会秩序，重塑社会公德，创立仁学。纵观《论语》，“仁”字共出现109次。[1]孟子秉承孔子仁学，在传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同时，也完善其理论构架，提出了“性善论”作为“仁政”的理论基础，将“仁”说政治化，创建了儒家第一个成熟、完整的政治哲学理论框架和治国方案——仁政。
一、性善论
孟子在对人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人的本性定义为善，从而创造了“性善论”。孟子曾反复说：“仁，人心也。”“仁、义、理、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理、智根于心。”[2]把“仁”这一在孔子那里主要停留在外部行为上的道德要求上升为人的内在品性。
孟子提出“性善论”主要是建立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3]的假设上的，把“爱人”说成是人的天性，并把仁爱说提升到天理的高度，即将其“异化”之，使“仁爱”成为必行之“理”，并用之来衡量社会政治和人的活动的是非善恶。即认为人人都有不忍伤害他人之心，《告子上》中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对别人的不幸有同情之心，对丑恶的事情有羞耻之心，对高崇的行为有恭敬之心，对好坏的分辨有是非之心，这是每个人都有的。这四心就是人性的四个主要善端：“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也就是“仁、义、理、智根于心。”是人性先天就存在的，一切人都具有的。
孟子分析了人们陷入“恶”的理由，并提出了解决之道。认为导致人“不能尽其才”而陷于“恶”的理由有二：一是环境的影响。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4]后天环境有转变善端的可能性。二是利欲的诱惑。孟子认为，食、色等利欲对于人的道德本心有侵蚀作用，如果利欲之心过重，就会陷溺良心本心。缘此，孟子提出：为了保持善性，必须净化人心。净化人心的办法有二：一是清心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5]；二是求放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失去的善心）而已矣。”[6]清心、养性的道德修养功夫，可以使性之善由潜能变成现实，即成为“圣人”。孟子在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人性理由，论证了人性本善。孟子的“性善论”看到了人性有天使般善良的一面，但看不到人性也存在魔鬼般丑恶的一面。
二、性善论的影响
1.仁政思想孟子的性善论作为其整个仁政学说体系的理论基础，起着基石的作用。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认为，君王诸侯的个人品德修为，对治国平天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位者的道德修为水平之高低与国家的兴衰治乱息息相关。
孟子又从两个理论向度上探讨了善性与仁政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理论向度是，人皆有善端，君王也不例外，仁君之所以成为仁君并“王天下”，在于能扩充“不忍人之心”，努力去清心、养性，并将之发扬光大，以仁爱之心，“推恩”于庶民百姓，即施仁政于民，以成就仁政。这就是孟子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7]第二个理论向度是，庶民百姓也皆有善端，通过“庠序之教”，导民入善，民有“恒心”，如此，从善如流，蔚然成风，上下和谐。这样，庶民百姓便会主动认同现有人伦道德，遵守社会公德，心悦诚服地拥护“王者”，帮助成就“王道”。
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完善个人道德素质的同时，必须“仁民而爱物”，将人民作为国家之本推行“仁政”。《公孙丑上》中说：“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就是说在人性善的基础上以善心行善政，天下便可运作于统治者的手掌之上。
孟子还主张轻徭薄赋“取于民有制”，征发徭役要“不违农时”，还注意到政府对工商业同样应实行减费免税的一些鼓励性措施。认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8]《梁惠王下》中还提出“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施四者。”就是救济穷人，具体要先接济鳏、寡、独、孤等弱势群体。
同时强调慎刑，《尽心上》认为“杀一无罪非仁也。”《梁惠王下》中告诫君主：“不嗜杀人”才能定天下于一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颈而望之矣。”
总之，此类“仁政”就是孟子的理想境界。《离娄上》中指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并且任何人都要奉行仁道，“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把希望寄托于明君的表率作用，《离娄上》中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公孙丑上》中说：“以德服人者，心中悦而诚服也。”要实现这样的道德人治，当然只能靠圣君贤臣，尤其是圣王的出现是天下大治的根本，从而把仁政的执行寄托于统治者的道德良心方面，寄托于有圣人出现的天命观方面。《尽心上》中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圣王的仁义道德之治为孟子的仁政最高理想，这一政治理想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极其深刻，一方面，仁政思想对统治者有启发、有思想上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贫苦老百姓的负担，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中国百姓的生活作用似乎就在于对这类道德“圣王”的望眼欲穿，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对王权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