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中心-边缘；西康建省；族群与地方政治
1005-5681（2013）04-0034-08
本文原文“Frontier Process， Provincial Politics and Movements for Khampa Autonomy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边疆进程， 建省政治和民国时期康人治康运动），见L. Epstein编”Khampa Histories： Visions of People，Place，and Authority”（康巴历史：民众、地方和权力的视野），pp.57-84 Leiden： Brill，2000。本文的中文翻译和出版，获荷兰莱顿Brill出版社的许可。
收稿日期：2013-09-11
作者简介： 彭文斌（1963-），男，四川双流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西南人类学、灾难人类学和康藏研究。
汤 芸（1978-），女，湖南耒阳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 人类学博士， 主要从事西南人类学研究。
Frontier Process，Provincial Politics and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ies among the Khampa Elite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PENG Wen-bin TANG Yun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20th，Constructions of subjectivities or ethnicities by minority elite on Chinese frontiers revealed multiple，complex and 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state and local，or center and peripheries in China’s modern nation building process. Based on three events of the Khams pa Tibetans in the Xikang Province building process in the 1930s，this paper challenges the rigid Western dichotomy of the state-local by highlighting the center and periphery hybridity in building the Khampa locality and identity，and a contested relation.
Key words： Center-Periphery；Xikang Province Building；Ethnic Group and Local Politics
近年来，在对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研究中，学术界对于中国地方与省政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民族之建构的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学者们的研究不仅着眼于改革开放时代日益多元化的地方性经济以及文化地方主义（cultural regionali）的趋势[1]，也从历史上追溯了民国初年的联邦主义（the Federalist）与集权（the Centralist）的论争[2]。有关20世纪中国地方话语的历史或当代的研究，提供了中国民族与现代性的多维视角，对于探讨中国民族以及现代化的建构中的偶然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无疑具有启发性作用。然而，这些研究多局限于中国的沿海区域，所关注的主要是汉区的地方与省政。它们似乎与另一条研究脉络没有多大的关系——后者以中国广袤的边疆地域为背景，关注的是族群与民族、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互动关系。[3]
本文借用族群边疆和（沿海）省政的研究策略，来探讨民国时期的省政与族群政治的杂糅理由。作为具体的个案，本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藏区东部（康区）及比邻的少数民族地区演变成西康省的复杂过程①。这些案例彰显了在相应的历史时刻康巴认同政治怎样与西康省建省计划交汇，康区的地方和族群主体性又是如何在与中国民族主义与国际政治的碰撞与接触中得到强化。本文的重点在于讨论“康人治康”这一理念——勾连政府的边疆省政制约计划和康区精英的族群政治，如何将康巴藏族的社会实践演变成西康建省时期的三个地方性局部事变，包括1932年的“巴安（巴塘）事件”、1935年的“诺那事件”与1939年的“甘孜事件”。
本文对西康历史轨迹的梳理，目的在于揭示在地方空间里所展开的“族群-省政”（ethno-provincial politics）的复杂性。这牵涉到康巴知识精英阶层怎样通过运用国民政府的政策，来推进康区的利益；与此同时，他们所作的努力又是怎样被国民党政府利用来牵制刘文辉的省军阀势力（provincial warlordi）和西藏的民族主义思潮。通过将康区”自治”运动置于全球-国家-地方的认知框架之中，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在国际或国家政治的地方化过程中，地方既是这一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一、国家与边界的制造：中国的地缘政治
思维与边疆中心性的确立杜赞奇认为，中国由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在政治意识中出现一个与过去的根本性决裂，由国家性的认同取代其他形式的认同（如省籍或乡土认同）[4]。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确也出现了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对中国疆域的一种新的想象，这种新的图示瓦解了数千年来主宰中国人地缘政治思维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
过去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大多强调清王朝的海防线被攻破后，沿海地区兴起的通商口岸所激发的中国人对国家疆域与国家认同的理解。[5]然而，在20世纪初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对于非汉族居住的少数民族广袤的陆地边疆的重新认知无疑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进程中，以往被中国腹地认为是蛮荒与边缘的区域，在中国人的政治思维中取得了突出的地位。[6]中国的边疆，现在由一些新的空间系数所标识，被想象成介于“内”“外”的“他者”之间的话语。②对外，中国的边疆宣示的是与列强相抗衡的国家主权，对内则在曾经模糊的边疆地带，建构起汉族与其他多民族群体间的“内在的原生谱系关系”。20世纪中国边疆话语于是被置于一个全球、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经济关系网络之中。下面将要探讨的西康建省工程正是折射出这一转型的过程，其社会政治影响已远远超出其省界，反映了近代中国史一个特殊的历史交点上“边缘”或“族群”对与国家-民族叙述的中心地位。
二、西康：全球政治、国家政策与
省军阀争夺的历史的地带西康，从位于中国腹地与西藏之间，本质上为一流动的边疆“空间”（space），演变成一个行政的“地方”（place），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③从1911年西康建省的条陈上奏清廷，至民国时期19边疆化、建省政治与民国时期康区精英分子的主体性建构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808s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39年西康省正式建立，前后经过了近30年的时间。然而西康省存在的时间很短，自创立起仅维持16年。到执政后的社会主义阶段，西南边疆得到巩固，西康省也于1955年被废除。④正因为西康存在的时间很短，许多当代的研究者很容易就忽视这一在汉藏关系史中至关紧要的时期。例如，沃仁·史密斯（Warren Smith）就曾把西康建省称之为一种“幻像”，似乎它仅仅实现了民国时期某些汉民族主义扩张者的梦想，因此，他认为西康建省“本质上几乎完全是一种想象”。[7]然而，在对西康建省的复杂政治的评判上，这一种思路似乎有失公允。[8]西康省的建立曾与汉、藏地区的民族主义企划，以及康区早期的“自治”运动相联，并成为各派别争斗和利用的焦点。
“西康”这一概念出现于19世纪末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外国势力对边疆地区的渗透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清王朝竭力以“中华之帝国主义抗衡外国之帝国主义”。为牢牢掌控边缘地区，清王朝开始鼓励“汉人对边疆地域的殖民，并在很多情况下限制非汉族群体以前所享有的地方自主性。”⑤
汉藏边疆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1904年，英国入侵拉萨。中国的边疆官员为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深感焦虑。他们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措施弥补汉藏边疆的弱点，这些措施很快在赵尔丰的康区“教化工程”中得以实现，赵尔丰的“新政”措施包括了改土归流、移民、农垦、开矿和兴办教育。⑥1911年，赵尔丰的继位者傅嵩炑正式向清庭提议，划康为省，并以此来作为巩固汉藏边缘和筹措西藏的跳板。然而，清王朝的覆灭使得这一计划未能实施。[9]
西康建省计划于1928年被国民政府重新采纳，国民政府同时还拟建其他四个新的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和青海。[10]北伐胜利后，国民党认为，边疆省的兴建对于建设一个有稳定边界的、统一的主权国家至关重要。西康建省之时正值卫藏的民族主义浪潮兴起之时，卫藏以收复失地的名义对康区发起一系列攻击，试图以此与中国内地划定边界，因此西康省的建立正可用于抵御卫藏的“国族计划”。⑦但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对西康的建省计划并不热衷⑧，当时，他正忙于在统一四川的内战中，击垮竞争对手，以扩大自己的力量。⑨1935年，西康省建省委员会成立，刘文辉出任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其时，刘文辉已在与四川其他军阀（如刘湘、邓锡候、田颂尧）的战争中失败并且撤退到康区。⑩刘文辉此时对西康的兴趣就在于他想利用西康作为其24军残部的根据地，并且在条件容许的时候，以此作为在西南重振政治军事力量的基础。刘文辉当时对西康的热衷与的计划不谋而合——对刘文辉建省的支持，其目的有二：一方面在于制约刘湘在四川的军事力量及其野心，另一方面也想藉此稳定西南，作为抵御日本大规模进犯的大后方。1939年，在抗日战争的时期，西康省正式成立，辖30多个县，总人口达150万，主要由金沙江以东的康藏地区所组成，也包括东南部彝族地区的一些县。
三、“康人治康”：政治事件、省政叙述
以及认同政治《四川通史》的作者曾这样写道，抗日战争时期西康省的建立，“对于加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对于巩固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对于粉碎英帝国主义入侵康区与西藏的阴谋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1]然而，《通史》中有关西康的章节，就象其他汉文史料中有关西康的“权威”版本一样，并没有具体涉及康巴人对当地建省的反映。在的历史文本中，20世纪30年代曾经一度震撼康区政治图景的三个事变，在书写时则被简单地“遗忘”了。1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上的各种“文史资料”之中，我们仍能找到这些事件的有关记载12，这类非正式的出版物记载着未被“正史”纳入的一些史料，说明康巴人不仅对西康建省作出了回应，而且根据他们自己的西康建省蓝图采取了相应的军事行动。
(一)巴安事件（1932年）13
赵尔丰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巴安（巴塘）——一个位于汉藏边界上的康区南部的县境内进行的。近30年后，巴安又于1932年被重新推向康区政治的前台，但这一次则是由一位康区土著格桑泽仁（汉名：王天杰）所领导的“自治运动”所推动的。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808s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边疆化、建省政治与民国时期康区精英分子的主体性建构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808s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边疆化、建省政治与民国时期康区精英分子的主体性建构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808s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边疆化、建省政治与民国时期康区精英分子的主体性建构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808s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同样，在西藏的“国族”话语中，20世纪30年代的这些康区”自治”运动也未进入其正统的历史记载之中。这些“自治”的版本被认为过多地受到国民党政府在康区的国家主义进程的侵袭，以至于它们无法和，以及新近期主张的藏区“真正自治”相契合，于是在西藏的国族叙述中，这些运动显然被从“根基性的传说”中删除了。12“文史资料”的书写是由不同级别的政协所资助的。政协是由中国为赢得非精英（包括他党派的精英）的支持，即为“统一战线工程”所创办的组织。文史资料通常被视为一种为历史收集原始资料的总汇，包括历史上一些特别事件相关的一些广泛领域，如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民间文学。大部分记录民国时期政治事件的文史资料，都是以记录当事人亲身经历的叙说为主要形式。
13在历史文献中，“巴安”与“巴塘”常交替使用。但严格来讲，只到1951年，“巴塘”一词才成为的县名。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1931-1950），这一县城一直被称为“巴安”（蒲孝荣，1986：488，578）。我因而在此使用“巴安”一名以保持其时代性。
14见江安西和来作中，1982：104。刘文辉自20世纪20年代就是的政治敌人。1929年，刘文辉加入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大同盟”。同盟由国民党内的改组派汪精卫和陈公博所组建，其成员还包括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何键以及石友三，组建目的是为了推翻的统治。1929年，刘文辉两次联合唐生智给发电报要求蒋退位。1930年，刘文辉再次致电，公开支持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共同发起的倒蒋战争（刘文辉，1979：4-5；谢本书和冯祖贻，1994：117）。
15龙云，有名的彝族军阀，当时统治着云南，他预见到格桑泽仁返回康区的潜在利益。龙云在昆明与格桑泽仁会面，并任命格桑泽仁为“滇边宣化使”，并为其提供与军火护送其经云南回巴安。龙云为格桑泽仁提供的帮助，反过来也有助于龙云巩固其在滇北和康南的统治（江安西和来作中，1982：105）。由于在争夺云南省统治权的斗争中，刘文辉曾协助过龙云的政治敌人，二人素来不和。正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龙云对格桑泽仁的支持可以理解为龙云通过给刘文辉树立一个潜在敌人，以此报复刘文辉。（青峯 ，1975：45）。
16另一方面，格桑泽仁在巴安的党派活动在当地藏民中也并非一帆风顺。眼见了格桑泽仁倡导的“政治仪式”（如在孙中山遗象前鞠躬，念国父遗嘱，在总部唱党歌）之后，当地藏民误认为其党务活动与巴安传教士的传道一样，是与藏传佛教相抵触的外来宗教。为安抚藏传佛教的信徒们，格桑泽仁不得不在省党部的孙中山遗象旁边挂一幅佛像。但这又引起一位美国传教士的不快，他拒绝在佛的面前鞠躬，但作为一种礼节性的拜访，他还是在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象前鞠躬（格桑泽仁，1974：4-5）。
17据说贡噶向拉萨求助之前，曾给刘文辉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没收的驻军的武器并没有落入格桑泽仁之手，他将在刘文辉的军队到达盐井时还给驻军。（青峯，1975：47）。
18在刘文辉与格桑泽仁给南京发的电报中，并未夸大康区边地的严峻局势。20世纪30年代由“大白事件”引发的藏军与汉族驻军在康区北部的战争时断时续，并随着1932年爆发于康区南部的巴安事件而激化。1932年5月，刘文辉与青海马步芳联军挫败藏军，并将其赶回金沙江以西。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讨论，见劳伦斯·爱博斯坦（Lawrence Epstein）在荷兰边疆化、建省政治与民国时期康区精英分子的主体性建构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808s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莱顿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藏学会研讨会上提交的《20世纪30年代的甘孜战争》一文。
19冯有志，1992：225。诺那显然有理由不支持刘文辉的建省计划。他与格桑泽仁都有各自的西康蓝图。格桑泽仁倾向于傅嵩炑的建省模式，西康省由四川、云南、青海的一些县组成，并以他的家乡巴安为省会。诺那则有着更大的计划：他倡议取消西康省，而分别建康定与昌都二个省。昌都省将包括他的家乡类乌齐。而他自己则希望成为昌都省的省主席。（任乃强，1993：70-80）。
201918年诺那被囚禁在西藏南部的Lho brag Bva yul后，于1923年逃跑。其逃跑的故事有两个版本：据诺那及其追随者们经常的追述，在囚禁的六年间，不断有人对诺那下毒，但他每次都凭其超凡的勇气与智慧幸免。1923年的一天，诺那诈死，囚禁他的山洞被下令封死，他挖了个洞逃了出来。另一种说法则简单说成是诺那通过贿赂看守而被秘密释放。（胡吉庐，1971：112；江安西，来作中和邓俊康，1982：108）
21江安西，来作中和邓俊康，1982：108。据说诺那受李公度所邀于1926年到达重庆。李公度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时为刘湘驻北京的代表。诺那在重庆的弘扬佛法，刘湘及其许多高级官员都在其影响下成为佛教信徒。刘湘是刘文辉的侄子，也是其在四川省政治斗争中的对手。诺那1935年在康区的时候，刘湘派出两个连的兵力作为诺那的护卫队，试图以此消解刘文辉在西康的独断。（冯有志，1992：144；江安西，来作中和邓俊康，1982：110）。
22若在此深究巴登多吉捕获诺那的理由会脱离主题。可以这么说，在争夺瞻对制约权的斗争中，有其他的一些竞争力量与巴登多吉相抗争，甲日（Rgya re）家族就是其中一个。甲日家在诺那的康区政治运动中与其结成联盟，而成为巴登多吉的敌人。参见：爱博斯坦（Epstein）与彭文斌，1998；脚注54条。
23诺那在甘孜去世后不到一月，红军就开始实践自己的藏族”自治”模式。1936年6月，由张国焘与朱德领导的红军成立了“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红四方面军在康区停留了一年左右，创建了不同形式的藏族”自治”政府，但这些”自治”政府“大多有名无实”（张国焘，引自斯伯林，1976：15）。但在甘孜的博巴政府似乎还有一些支持者。甘孜的格达活佛曾担任过苏维埃博巴政府的副主席，支持红军长征，并在1950年全力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有趣的是，格桑泽仁似乎对新兴的博巴”自治”政府也有兴趣。德格的夏格刀登曾经参与过甘孜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他曾经给格桑泽仁讲述了苏维埃政府的历程。当格桑泽仁提议将“藏族”改回为藏人的自称“博”（Bob）时，他以红军建立过的“博巴政府”为引证，认为即便没有实质作用，但至少名称上是对的（格桑泽仁，1978：13-14）。边疆化、建省政治与民国时期康区精英分子的主体性建构相关论文由{#GetFullDomain}收集36但这并不表明所有20世纪30年生在康区的政治事件都是向一个方向发展，即或多或少都是支持民国政府的。1930年与1932年间在甘孜发生的“大白（Dargyas-Beri）事件”展现了边疆政治中更为复杂的场景。两个相互抗争的地方势力或与卫藏或与汉人驻军结盟，如大金寺的僧侣则站在拉萨一边。在整个事件中，刘文辉以及卫藏的军队对政府的调解都不太重视。
37藏族“自治”政府的计划，如红军在长征途中创立的“甘孜博巴共和国”，存在的时间很短，即便是对其设计者与参与者看来都是近乎空洞的计划（斯伯林，1976：15）。然而对于研究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学家而言，这些计划对于1935年8月在松藩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形成的精神而言却是重要与实际的一步。这次会议“第一次认识到民族事务能决定中国革命的成败。”（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86：349）；并且认为必须通过承认少数民族自决的权力，并帮助他们组建自己的政府，才能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
当然，正如金德芳（June Dreyer）（1976：67-69）所言，也从红军与少数民族的遭遇中，在对少数民族政策中获得了相应的经验和教训，这其中也包括少数民族”自治”政府组建的经验，这也导致了后来对少数民族自决与脱离中国的权力的反思。这些早期民族政策在解放后被新的民族地区的”自治”观念和法律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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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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