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台湾文学；主流文学；政治因素；通俗文学；市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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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49年以后台湾文坛的复苏
（1）文坛复苏在台湾紧接着1949年之后的那些年里，政治威权制约合法的文学话语的努力，是通过值得信赖的文化参与者和一种半自治的文化场域的管理法的实施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党国的严密监管下，政治力量渗透了文学生产领域的所有机构（学校、出版工业以及媒体），以及绝大多数平民活动的领域，然而，随着岛内向着一种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稳步前行之际，文化生产领域却依然停留在准自治的状态。
1949年之后的台湾文化场域源自特殊的历史状况，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国民党当局强制的语言政策，这一政策意味着那些不能说汉语的本土台湾人基本上没有机会在文学领域获得成功，因而受到信任的外省籍作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不过，在这些文学参与者显露出的倾向于顺从的同时，他们也对避开过度的政治影响有着极大的兴趣，他们探索他们有限的自治，试图在外在的各种要求中开拓出一种相对自由的创造空间，然而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伪装的策略被他们自己整合到文学场域的功能规则中去了。
一些例子可以证明，一种半自治的文化场域确实存在，并且政治力量在一般领域力量中的作用力是经由场域的运转规则间接实现的。例如，与一般的印象相反，在1951至1956年间，一些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的年度奖获得者是台湾人，包括廖清秀、钟理和和李荣春①。很显然，即便是在紧接着1949年之后的那些年里，单一的政治认可并不能保证文坛中的成员，在摆脱了外在的政治束缚之后，文坛还有它自己的法则——而文学上的成功则取决于对两套规则的固守。
对这种双重强制的制度的一种更加积极的贡献，就在于它的外表的非政治文类的发展和证明是大众的并终究推动文学生态朝着更加自治的方向发展的美学实践，一起贴上“纯文学”的标签，这些新事物被授予了政治合法性的微妙要素，如一些成功地利用了一种潜在的中国中心主题。
当市场和大众传媒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快速发展的时候，文坛自治的一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值得讨论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出版工业的兴起和副刊的繁荣，带去了从战前和战时中国大陆的中心城市——包括那些日本人占领的城市，在那里文学活动免受在其他地方遭到的剧烈变化，大部分保留了战前的商业模式——留下的遗产，1980年代在台湾文学场域中兴起的上海热足以证明这种血亲关系。
不过，在它的早期，“文坛”无疑面对着相当大的限制。“文坛”一词意味着一种精致文化、“中国现代知识界”、有着优雅品位的男女、有声望的要人以及据说在投身充满生气的活动方面有着超常天赋的形象②，这一形象与布迪厄宣称的“艺术家拥有的吸引力和迷人之处与其说是艺术本身，不如说是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艺术家式的生活”相对应。尽管外省人文学参与者的“文坛”魅力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已经复苏，它必定会带有它从国内战争的废墟中再生的特质，因此它与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上海文坛有着显著的差别，这一点在李欧梵的著作《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中有着生动的描绘。
编辑家及作家林海音在1984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文坛剪影》，在台湾再次浮现的文坛，其核心形象恰好传递出这个文学场域的特殊情形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回忆录的条目证明了1950年的杂志和副刊既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同时文坛也主要是为国民党赞助的文化项目所支撑，然而，政治印记沾染并有效地弥漫着一种精致的、动情的、公然的非政治气氛，这种气氛重新界定了“纯文学”的特征。毫无疑问，林海音那一代的文学参与者都参与了在威权统治下象征着知识分子生活的一种斗争，为了理解他们主体性上升的自然和必要，以及在一种温和的、和谐的文学共同体中感伤的创作风格，人们不得不对1950年代文学生产的体制环境作进一步的探究。
（2）战争模式及其遗产
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很难想像在1950年代台湾的文学环境与抗战时期中国大陆的文学环境是何等的相似，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建立起来的文学生产的“集体主义范式”——这种范式既在解放区也在国统区盛行——事实上也带到了台湾并在1949年之后得到了很好的延续。查尔斯·劳林（Charles A. Laughlin）在他的文章《文化生产的战场：战争年代中国的文学动员》中，讨论了文学生产的状况因抗战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使以往的美学标准和生产模式不再站得住脚，并加速了他们被生产的集体主义模式置换，以往的文学成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且无可争议地——使中国新文学受到了战争的负面影响，文章也讨论了这种影响是如何在后来的民国时期阻止了像现代主义这样的艺术倾向的发展。在劳林的文章中，视角的转换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因为它提示我们，战争期间文化生产模式的发展在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的文学建构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伴随着向集体主义模式的转变，一些过去占支配地位的出版工业都市中心即使不是彻底消散，也是衰竭了。为了适应战争的特殊要求，新的规则建立了，这些规则包括：由军方掌控的文学活动组织化；密切作家和他们新的最常使用的题材——在前线的战士——的联系；以及自愿参与文学动员。
战时的集体主义模式在1949年后的台湾已经在形态上有所转变。台湾学者郑明娳在《当代台湾文艺政策的发展、影响与检讨》一文中，确立了早期政策的三个组成部分：党（国民党），由张道藩主其事；军队，由蒋经国的得力助手王升将军主其事；本人。很显然，当的传统主义和精神领导为台湾文化和文学话语定了调之后，在凌驾于文学生产之上的体制制约方面，党和军队通常掌握着支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