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制约论
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维度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的有机统一，进而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它是受一定社会形态制约的，从社会体制方面来考察人与自然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关系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条件，其状态直接影响并多方面规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关系的对抗或和谐，必定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或和谐。因此，要立足于社会关系去认识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立足于社会进步去实现自然生态的良性发展。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的人自身是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创建，关键的因素是人的力量。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必须成为生态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人类应当有意识和能力预见自身行为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并根据这种预见去支配和调节人类的行为。
二、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根源论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及人类本性的破坏作用，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并加以批判。马克思指出：“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又指出，只有占有资本——尤其是机器体系上的资本——资本家才能攫取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这些“无偿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在实质内容上表现为资本对于自然的占有关系。所以，生态危机的内在本质是资本同自然关系的恶化，是资本家疯狂掠夺和占用自然所引起的恶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生产目的，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和自然演变过程相对立的生产模式，同时也导致了科技发展模式与自然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把“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和“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视为环境污染的社会根源之一，并认为，只有防止“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和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消灭资本主义工厂与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批判，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线索。在此基础上，詹姆斯·奥康纳侧重于生态政治学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构想。中国建立起了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具备了规避生态危机的基本制度前提。但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环境管理、生态建设的制度还不健全、不完善，成为生态理由的重要理由。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根源理论启迪我们，解决生态环境理由，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制度的变革完善作为解决生态理由、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切人点。
三、生态危机的全球扩展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生态危机全球化趋势并不明显。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思想，在揭示出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的同时，实际上也揭示了生态理由全球化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敏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同时，生态危机全球化的趋势也有所显露，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对森林资源掠夺导致欧洲、美国出现“无林化”趋势，并且“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使沃土变得荒芜。换句话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本的全球化以及商品的全球化趋势将是不可避开的。同时，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环境理由以及生态政治全球化也是不可避开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思想，是我们认识全球生态环境理由、树立全球治理生态理由观念的理论指导，也为研究生态政治理由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科学的策略论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乎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只有自然主义能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生态政治发展的全球化特质，要求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水平的所有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都要形成对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