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人民大会堂:为政治而生国家会客厅

更新时间:2024-03-1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3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两千多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将由大巴车上走下,由人民大会堂东门走进会场。他们服装各异、配饰不同、所带物品也千差万别,但身上都佩戴着红色的代表证。
那并非普通的,里面安装有记录代表信息的芯片。这是他们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唯一凭证,且一年一换。
识别芯片的是入口处的感应装置。它每读出一位代表的芯片,就会将其迅速反馈给大会堂的信息系统,门口屏幕上的数字也会因此跳动一下。这意味着到场的代表增加了一人。
刚进大门的代表,还要走上很长一段距离才能到会场里之前已经分配好的代表席座位前。如果当天大会有需要表决的议程,在代表进门的那一刻,代表席桌子上三色按钮就亮了起来。那是万人大礼堂的表决系统。信息系统把确认的代表信息发送到对应的桌子上,分别表示反对、赞同、弃权的红绿黄三色按钮便会亮起,直到完成表决程序。
人大代表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缺席,这样一来,系统就接收不到缺席代表中芯片的信息,其原定座位的表决器按钮也会保持沉睡。
等近三千名代表在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礼堂落座,中国最高权力机关每年一次的大会就将召开。那一系列的高科技联动装置,不过是为这一年度政治盛会服务的庞大而周密系统中的一部分。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仔细考量
2012年,万人大礼堂决定进行节能改造,替换掉穹顶上的老式灯泡。经过艰难竞标后,北京勤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功中标。
要为万人礼堂提供灯光支持,需要满足严苛的要求。“大会堂的领导还有电视台提出要求,换了光源以后,拍出来的效果跟以前要完全一样。”勤上公司总经理贾茜回忆道,日常的灯光大都为白色,而大会堂的颜色却以金黄为主。
除了灯光要求外,散热要求也很高。礼堂里用灯瓦数都在300以上,甚至达到1000瓦,密集的灯光下,散热做不好,不但会影响灯具寿命,而且会增加会场温度。虽然瓦数相差很大,但按照要求,启动时灯光应该同步开启。
为了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勤上公司专门为大会堂研发了一种灯具。2012年9月安装调试过后,不但大会堂管理部门对灯具的安全、质量进行了验收,电视台记者还特别带着高清摄像机来进行实地拍摄,“跟以前的片子对比,要完全一样才可以”。
那些灯,就吊在离地33米高的穹顶上,包围着一盏红色五星灯。
作为中国最具政治意味的礼堂,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仔细考量。
按照设计要求,大礼堂宽76米,长60米,高33米。观众席是扇面形的,一层设座位3693个,二层3515个,三层2518个;主席台台面宽32米,高18米,可设座300-500个,总计可容纳1万人。桌椅之间的纵向通道,要与主席台保持垂直。前排座位不能挡住后排的视线,每排椅子都要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高度。这意味着每排桌子的弧度都不相同,几乎每一张桌子都是特别的。
“每年‘’,国务院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大礼堂1-3层会场坐得都很满。”在全国人大系统工作的杨光(化名)说,虽然离着主席台距离有所差别,但“1到3层都能很清楚地看到主席台上的人物。更神奇的是,从主席台往上看,不管是2层还是3层,每个角度也都能看得很清楚”。
这些麻绳捆绑、棉花填充的弹簧椅子与特殊制作的桌子,在使用了40年后,终于在2000年“退役下岗”。据《北京晚报》报道,长城家具公司制作的聚氨酯模塑成型,并以蓬松棉填充,经历了20万次疲劳试验的新椅子开始服役。这一次,还针对残疾人增加了可拆卸的桌椅。考虑到记者抢新闻的冲击,又特别对一层头排桌子增加了耐冲击试验。
见证政治风云变幻
自从1959年9月正式落成后,人民大会堂就成了中国大型政治活动最为频繁的地方,尤其是万人大礼堂。党代会、全国“”以及其他一切大型政治会议,都常在此召开。
事实上,大会堂本身就是因为政治而生。
已故的著名建筑师、人民大会堂总建筑师张镈曾回忆:当时中国“大跃进”风已起,又赶上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抨击中国的“大跃进”搞糟了,“穷得没有裤子穿”。因此,提出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有所突破,要搞几样经典工程,向世界证明中国的面貌及实力。
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北京十大建筑项目被提了出来。人民大会堂原本是当中最复杂、规模最大、要求最高的建筑,但为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献礼,建筑工期被缩短为十个月。
1958年9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协会联名发出电报,邀请全国30多名建筑专家到京。在梁思成、张开济、赵冬日、吴良镛等人的参与下,光是人民大会堂与周围建筑的整体布局,就提出了六大思路上百个设计方案。
在确定整体布局后,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北京市规划局三个单位设置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提交到周恩来面前。在听取了万里汇报的意见之后,周恩来向政治局介绍了规划局方案,最终经拍板通过。
人民大会堂落成前,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会议举办地为中南海怀仁堂。全国人大一届以及二届的一次会议即是在怀仁堂召开,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国务院总理的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是在怀仁堂通过的。
直到1960年3月30日,从全国人大第二届二次会议开始,才把召开地点定在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机关和办事机构也设在了这里。全国政协的会议开进万人大礼堂要再过两年,1962年3月23日,全国政协第三届三次会议在这里举行。
再过两年后,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与刘少奇在许多具体理由上产生了分歧,并就此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文化大革命不久后到来,刚刚在1965年开到三届一次大会的全国人大中断了每年一次的会议。
这十年中,红卫兵对领导人的“批斗会”也曾开到万人大礼堂里。1967年8月15日,陈毅被造反派们在万人大礼堂批斗,最后为周恩来所解救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多年之后的1980年,在中被迫害去世的刘少奇的平反追悼会也在万人大礼堂举行。
1975年,中断十年后,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此次会议进行时,万人大礼堂主席团坐席背后,悬挂着像。
这是换至大会堂开会后,会场上首次由悬挂国徽改成领导人画像。此后,1979年7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像与像一起出现在了主席台上方。
正是在那次会议之后不久,刚刚由上海调到全国人大工作的彭冲,向写了份报告,认为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机关,召开会议时,会场正面应该挂国家的象征国徽而非领袖像。很快采纳了这个倡议,并为之后历届全国人大会议沿用。
现在全国人大在万人大礼堂开会时,一颗直径近6米的国徽由大会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悬挂至主席台后半空,两边被十面红旗拱卫。而在大礼堂里举办全国政协全会时,这面硕大的国徽将被会务人员缓缓摘下,换上政协会徽。
代表坐席每年“轮换”
成为惯例的还有会议召开的时间。现在人们已经自然而然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在3月份召开,但这并非一个法定的时间。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中只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频率为每年一次,却没有涉及到时间。也因此,之前开会的时间并不固定,甚至11月、12月都召开过。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就是在1963年11月17日召开。还有一个多月,这一年就要结束,而这时候人大才开始审查、批准当年的计划和财政预算。
近些年来,全国“”已基本定在3月初召开。而大会准备工作则从前一年的12月份就开始了。“每年12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通过一个决定,对外公布,‘第XX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XX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XX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X次会议于XXXX年X月X日在北京召开,会期约XX’,这段话就标志着正式进入准备阶段了。”杨光说。
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召集者,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先要确定开会的时间、大会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以及其他准备事项。
而每年为准备全国代表大会,都会成立许多工作组。有的专门负责接待工作、有的专门负责选票押送保管、有的则负责布置会场——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安排代表座次。
代表团都是按列区分的。连续担任第十、十一届人大代表的叶青以当年自己所在的湖北团为例介绍,坐在最前面的是作为代表团副团长的省长,之后是湖北团的代表,按照姓氏笔画依次排列。而作为团长的省委书记,则坐在主席台。
“台下坐的近三千代表的座次,每年都是轮换的。”据杨光介绍,轮换遵循两种规则,一种是针对代表团,把代表团分成五组,每次开会按列轮换一次,让其中一组有坐在会场中间的机会;另一种是针对各个代表团的代表,同样分成五组,按行轮换,让每个人也都有坐到前排的机会。
全国人大目前共有代表团35个,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澳门外,还有解放军代表团。按照惯例,团长一般由各省、区、市党委书记或人大常委会主任担任。政治局常委一般会因出生地或任职履历,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团当选代表。
坐在主席台上的主席团成员,也是经过常委会审议通过,并提请全国人大会议预备会议选举产生。
提名规则并无明确法律规定,而是依照以往惯例。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党派人士等。近年来,主席团成员大都在150人以上。
主席团成员确定后,会召开会议提名主席团常务主席和执行主席。开会时,常务主席坐在主席台最前排,政治局委员及其他主席团成员坐在其后。“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固定的区域就座以外,主席团成员依序在两侧就座。由于出席情况每次都有变化,所以主席台的座次每次会议都要调整。”杨光说。
主席团的主要职责除了决定会议议程外,还要提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人选,以及国家主席、副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
除了主席团和代表席位外,在开人大全会时,还有列席席和旁听席。一般而言,一楼是供代表就座,二楼三楼是列席和旁听者的区域。列席者包括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列席的人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大会召开前决定邀请的列席人员,如驻外使节等。杨光说,“工作人员会按照那个规定事先发出邀请,等对方报来名单,再按照报名单统计上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目前尚未制定旁听办法,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的马韬2006年刊登在《检察日报》的文章,一般而言“大会工作人员、国内外和港澳台记者、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只能旁听大会全体会议”。
印刷文件是大事
一般来说,全国人大每年开会时,要开五次全体会议。但若赶上换届年,“一次会议”期间,要多开三次全体会议,分别产生国家主席、总理和副总理。
对于全国人大代表而言,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是每年非常重要的一项职责。
“上会的文件都是有统一格式的,有一套规范。”在全国人大系统工作的杨光说,“会议文件一到,工作人员都会自觉加强管理,无关人员一律不准接触。具体负责的人会24小时轮番看管文件,一刻都不敢松懈,直到会议开始。”
承担文件印刷工作的印厂,保密工作做得更是严格。据《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文件传输到印厂时,都是绝密级别,采用专门光纤、专门电脑传输。为了不出纰漏,印厂专门请国家保密局的专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印前文件接收小组,签署保密协议、设立涉密库房、涉密残次品库房、手机保管箱、箱等,并派专人收集印品的废页等涉密物资,送到专门单位进行销毁。
政府工作报告当天发放,在人大代表走进礼堂前,报告就已放到代表的桌上。
发言
现在代表们在全会上,极少发言了。
“‘’前人大会议审议除了小组讨论,还有大会发言,但多是各地、各部门领导汇报工作,而不是围绕会议议题发表意见。”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说。
于是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中,不得不对发言进行限制:代表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发言两次,第一次不超过十分钟,第二次不超过五分钟。要求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应当在会前向秘书处报名,由大会执行主席安排发言顺序;在大会全体会议上临时要求发言的,经大会执行主席准许,方可发言。
无论是代表发言,还是相关领导人的报告,在大会堂里都会有相应的同声传译。2001年,经过改造原来只能容纳12种语言的设备,现在已经能够同传16种语言。
“大会现场每个座位下面都有一个插孔,代表可以插耳机。”杨光说,每次召开全会,都会为少数民族代表提供翻译。报告、文件也都有相应的少数民族文字版本。也有外文翻译,针对的是旁听的外国使节以及外媒记者。
自从为了让会场秩序更安静稳定,会务组决定不再给代表席提供茶水后,代表座位上,除了传译插孔,剩下的就只是一套表决系统了。
在六届全国人大之前,所有的会议上做表决都是通过举手和鼓掌进行的。出于一些顾虑,很多代表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全体通过的事情很常见。从六届全国人大起,最先在常委会会场安装了电子表决器,到1990年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时,红绿黄三色按钮终于出现在万人大礼堂的桌子上。
现在,代表需要在全体会议填写选票时,一般正逢换届。与表决器相似,万人大礼堂里规则的变化,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慢慢规范起来。虽然1953年通过的《选举法》要求县级以上人代会的选举要采取无记名的方式,但“”之后一段时间,这种方式又被“鼓掌通过”所代替。
根据无记名的设置,“人同意选票上所列的某一个候选人的时候,就在他上面的空格内划一个‘○’;如果不同意,就划一个‘×’”。选票包装在烫金红皮的文件袋里,文字用汉字和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刷。
从2008年开始,对代表填写选票的保护也被重视起来。在当年的全会上,万人大礼堂的会场东侧设置了秘密写票处。若有代表不希望自己的选择被身边人看到,可以走到秘密写票点去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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