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蒲鲁东;马克思;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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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各自思想的转变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809年的1月15日，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诞生在法国贝桑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受其家庭情况的影响，蒲鲁东始终宣称自己代表着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和要求。例如，他在1837年致大学校方的报考信中鲜明地表示他“生在工人阶级之中，长在工人阶级之中，共同的思想和感情、共同的痛苦和愿望使我依然是工人阶级的一员。”[1]65并指出如果他能进入学校，那么他觉得“最大的愉快无疑将是坚持不懈地和全心全意地通过科学和哲学为那些我乐意称作我的兄弟和伙伴的人谋求道德和精神上的进步，并在他们中间播撒我认为是道德世界规律的理论种子。”[1]65-66显然，蒲鲁东在他以后的著作中确实是打着“人民代表”的旗号在传达自己的思想，但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却值得我们深入深思。
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简称《什么是所有权》）使得蒲鲁东名声大噪，也正是由于这本著作的巨大影响力使马克思于1844年与蒲鲁东接触并开始交往。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马克思不断地借鉴蒲鲁东思想中积极、正确的部分，甚至曾和恩格斯一起高度评价《什么是所有权》这部著作，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这个基本前提被政治经济学当作确定不疑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并正如萨伊所坦率承认的，甚至被当作只是‘偶然’为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事实。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作用，正如同西哀士的著作‘什么是第三等级？’对现代政治学的作用一样。”[2]但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马克思发现蒲鲁东的一些观点是错误的，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的色彩，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分歧愈来愈深，并最终导致了两人之间的彻底分手。马克思在他以后的著作中曾多次对蒲鲁东的错误思想做出过批判，揭示了蒲鲁东错误的政治哲学思想。
一、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及马克思对其的批判
(一)蒲鲁东的历史观
《贫困的哲学》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系统地研究了关于经济领域的一些现象，但蒲鲁东希望通过《贫困的哲学》来探讨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作用，从而企图发现人类发展的整个蓝图。这就使得蒲鲁东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暴露了其历史观。首先，蒲鲁东认为社会是永恒的，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社会关系是由一些所谓的原理和范畴转化而来的，而这些所谓的原理和范畴则是一成不变的，是永恒的，在他看来，社会是与所谓的上帝一同存在，上帝不会被人们所抛弃，那么社会也会一直存在，永远固定不变。正如，他曾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指出，“社会科学上的一切观念，都同样既是永恒的，又是进化的，既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既是箴言式的，又是从属的。”[3]737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宇宙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直存在着的，是永恒的。
其次，蒲鲁东为了证明真理、原理等是固定的和永恒的，他提出了所谓的“人类理性”。最初，蒲鲁东将“人类理性”称作“社会天才”。他的这种理性与我们所讲的理性大不相同，他所谓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的理性。”[4]148他指出，“人类理性”即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早已存在的完备的，充足的真理，并把这些真理揭示出来。而蒲鲁东以前社会天才发现的经济关系中的某些真理只是不完备的，所以为了发现完备的真理，社会天才就必须从一个范畴跳到另一个范畴中从而发现所谓的综合公式。
由此可见，蒲鲁东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没有真正理解社会的历史性，从某种作用上也说明他并没有真正研究过历史。
(二)马克思对蒲鲁东历史观的批判
马克思在接触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之后，发现他的历史观严重阻碍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为此他专门写了《哲学的贫困》来批判蒲鲁东的一些错误思想，其中就包括对其错误历史观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也不是与上帝一样永恒存在，它有其一定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社会究竟是什么？不论其形式怎样，它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5]534我们所谓的社会关系也并不是原理或范畴的化身而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它也有一定的发展阶段。同时，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所谓的原理和范畴、概念等是历史的产物，有一定的发展过程。“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4]142
此外，马克思发现蒲鲁东所谓的“人类理性”不过是蒲鲁东个人的理性。“人类的理性在绝对理性中发现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题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题，对它说来都是一个合题，并且被它相当天真地当作有关理由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换的矛盾中冲撞，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终点，发觉这一切正题和合题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设时为止。”[4]149
总之，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忽视了社会的历史性、阶段性和暂时性，企图从上帝和“无人身的理性”中发现完备的、充足的真理。这种历史观也就使得蒲鲁东无法真正推翻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无法形成完备、充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