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被美化西方政治文明

更新时间:2024-01-2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政治文明,不是什么玄妙的东西,而是某种社会治理方式。只要存在国家、存在社会,就会出现适应其需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就会形成某种政治文明。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西方制”,它符合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有力推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形式,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近百年来,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因其国力强大,头脑膨胀,滋生了“救世主”狂想,把仅适用于部分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美化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强行推销,甚至不惜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许多地方带来灾难和痛苦。这种近乎疯狂的作为促使人们冷静下来,去这种“普世价值”,还其本来面目。

一、柏拉图的怨恨

西方制源自古希腊的雅典。雅典是在一个城邦中实行的很粗糙的。即使在这么小的一个城邦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妇女和奴隶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由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通过大声呼喊或,决定宣战与媾和、法庭终审等重大事宜。然而,这些拥有平等权的男性公民良莠不齐、贫富悬殊。他们作出的决定有时是相当荒唐的。例如,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就被他们认定为有“腐蚀青年思想”之罪,判了死刑。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此非常怨恨,强烈指责雅典的制是“暴民政治”。柏拉图是比孔子晚生124年的大思想家,他在西方萌芽时期就看到了其内在的缺陷。他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制否认这些差异,让所有男性公民一人一票决定国家大事。这样的,有可能导致像杀害苏格拉底那种悲剧的暴民统治。
后世的思想家针对西方理念,也有过一些深刻的反思。主张“主权在民”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有这样的分析:假设一个国家有一万公民,按主权在民的思想,每个公民可以享受到主权的万分之一;如果是十万公民的国家,每个公民只能享受到主权的十万分之一。依此类推,国家越大,人口越多,每个公民享受的主权就越少,效果就越差。卢梭本人没有找到解决国家越大、公权越少、效果越差这一难题的办法。无奈之下,他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只有人口少、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另一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认为,政体“只适合于非常小的国家。即使如此,也会出错”。
哈耶克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师。他把严格界定为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政治手段,而不是终极价值。他说,只有人的自由,才是终极价值。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写道:“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所要服务的价值。”
哈耶克说得很有道理。西方社会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忘记了柏拉图的怨恨,也不重视所要服务的价值,只醉心于制造一种“拜物教”。

二、爱因斯坦的论断

爱因斯坦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爱因斯坦还是了不起的社会科学家。他揭露了金钱对选举的制约,推进了人们对西方制的认识。
西方是靠资本的乳汁喂养的。换句话说,当今的西方,是资本主导的,是大金融财团制约的。西方的这种本质,早就被爱因斯坦批判过了。他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写道:“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样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制约。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就把立法机构和选民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能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定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电视广播、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爱因斯坦关于西方是“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的论断一语中的,西方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证明爱因斯坦的正确论断。
比如,的前提是人的平等,而人的平等必须以人的独立性为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打破封建等级制,追求人的独立和自由,这是很好的。理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人真的有独立性吗?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独立性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马克思说的“物”,就是生产资料和金钱。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没有生产资料,没有足够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钱,他们的独立性就是虚幻的,因为他们必定要依赖拥有“物”的少数私人资本家。金钱决定一切的冷酷现实已经使的前提荡然无存。
再比如,的本意是“人民做主”。但西方从选举、组成政府,到制定和执行法律、政策,真正做主的从来不是人民大众,而是少数金融寡头。以西方的选举为例,所有参选总统、州长和议员的人,都要按规定缴“保证金”。如果在竞选中得不到一定的支持率,保证金要被没收掉。当然,如果是某个政党成员,其参选得到党的支持,政党会给予参选补助费。理由是一个国家有很多选区,政党给每个参选党员的补助费加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除了财力雄厚的全国性大政党,一般小党是不敢参与全国逐鹿的竞选的。可见,仅仅是参选保证金这个关口,就把千百万平民百姓阻挡在组党参选的大门之外。
西方的选举过程都很长,开销也甚巨,这足以拖垮财力有限的政党,从而保证选举过程完全垄断在大金融寡头手中。在美国,真正能操控选举政治的大财团数量并不多。大选期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十分活跃,这种委员会可以无限额地接受捐款,为特定竞选人提供资助。这为大金融寡头操纵选举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美国的制,实际上是金钱制,是爱因斯坦说的“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美国的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曾经帮助威廉·麦金利赢得1896年总统大选的马克·汉纳就吐露了这种的要义。他说:“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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