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明清实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颜元痛斥那些“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的迂腐学人，指责宋明理学发展到后来的空疏无用。他以富国强兵、民安物阜为宗旨，崇尚艺能，注重实践，力主“习动”，提倡事功之学。其讲求实用，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实学”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成一家，别具一格。
关键词：主动 斥静 道德哲学观
颜元（1635—1704），字浑然，又字易直，晚号习斋，直隶博野县（今属河北省）人，生于明朝末年，主要活动时期为清朝顺治、康熙年间。这一时期的思想特征是：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思想文化中虚浮无用的缺陷，力主实用、实功之学，而且萌发出新时代的思想萌芽;既吸收了明朝以前学术思想中的精华，同时又启迪了新的思潮的转向与进步。
颜元的学思想是建立在其深刻而丰富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论述颜元思想之前，有必要对其“动”的哲学思想作一定的阐述。正如金岳霖先生曾言：“中国的哲学家集、政治、反思和认识于一身，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哲学研究》1995年第9期）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每时每刻都去实践，颜元的思想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实行、习动的哲学观。“动”的哲学观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于颜元思想脉络的始终。
颜元所处的时代，书生误国，虚文泛滥。这一时代的思潮以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虚之弊”为主流，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颜元的哲学思想以“学而时习之”的“习动”观为主要内容，以宋明理学的“主静”论为批判对象而展开。北宋周敦颐开创之理学，即以“主静”为宗旨，声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太极图说》）理学家排斥实践活动，将道德意识、欲念与人的实践相对立，谈道德修养时，认为唯有排除欲念活动，以“静”为主，才能达到完善的道德。张载也主张以静修德，“始学者亦要静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静。”（《经学理窟·学大原》下）程朱鉴于周敦颐的“主静”说涉嫌佛老，因而提出“主敬”。然而，程朱仍认为在动静之间，静是根本。程颐看见人，便赞叹其善学。朱熹主张“半日，半日读书”，并提出“敬字工夫，通贯动静，而必以静为本。”①颜元与理学家观点相对，反对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来讲道德修养。
颜元早年迷恋于陆王心学，后笃信程朱理学，时间长达八年。三十四岁时因养祖母病卒，遵朱熹《家礼》服丧，疏食少饮，几乎积病致死。这一实践使他对其先前所遵奉的理学产生了怀疑，认为“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也;读书，乃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颜元集》，页726）。三十五岁时著《存性》，对理学家的人性学说进行了批判;三十八岁时著《存学》，“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实习之，毕生不懈者”（《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颜元集》，页737）。自悟“明道不在章句”后，“实学”、“实习”思想便构成其“习动”为核心的道德实践理论的基本框架，其所有的工夫与践履亦在此基础上展开。“习动”之学在其具体的亲身实践中予以扩充，实现“经世济民”之理想就成为颜元一生做事为学的重要准则。
颜元的“主动”论以孔子“学而时习之”为依据，他说：予曰：“孔子之书虽名《论语》，其实句句字字是行。子试从‘学而时习’挨次思想，那一句不是行”。（《四书正误》卷六，《颜元集》，页238）孔子《论语》开篇即为“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此“习”字，有人把其解为“温习”，其实在古书中，它还有“实习”、“演习”之义，如《礼记·射义》的“习礼乐”、“习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这一“习”字，更是演习的意思。②颜元对习的解释便是源于后者。他以《论语》中开篇“学而时习之”为其“习行”寻找权威性的根据，认为领会了此句话就懂得了《论语》全书的真谛。孔子作为一个积极的入世者，时刻践履着自己的治世思想，颜元将此作为孔子思想的开端，认为习、行贯穿于《论语》通篇的主线是有其道理的。习与动相连，与行相通，所谓“习”就是切身去做所学之事。《说文解字》中“習，数飞也，从习从白，凡習之属皆从習”③，所谓习者，是动作而非静想。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例如礼（包括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等这些内容，不去演习、实习是无法实现的，即都与习、动、行相联。由是断言，习字训温习，乃是后起之义，并非孔子之本意。因而，颜元将“学而时习”的“习”回归到孔子之本意并非无根无据。以此为出发点，颜元的习动哲学观亦由此而展开。
在颜元与友人王法乾的论辩中，王法乾曾曰：“静中养得明，自会临事顺应。”颜元反驳道：“书房习数，入市便差，则学而必习，习又必行，固也。今乃谓全不学习经世之事，但明得吾体，自然会经世，是人人皆‘不勉而中’矣”（《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世情第十七》，《颜元集》，页685）。学、习、行、动在颜元看来是一体不可分的，所学之事必用于实践当中才能实现其真正的价值。又如他对冯遇乐讲道：“今日《四书》尽亡矣。如‘学而时习’一句，夫子言之，不是教人讲说、作文，乃是教人学道、习道也”（同上，页685-686）。要真正实现人之所学的有用价值，就要求人们切实地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对现实有实际作用的事物，是让人去做、去行，而非空洞地讲教之类的事情。颜元对动的大力提倡也由此可见：“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故曰‘立于礼’，故曰‘制舞而民不腫’。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同上，页686）。这种主动的哲学观应用于读书上，也是在“习行”上着力。因为书中所讲，口中所念，脑中所想，心中所思最后都要转化为行动，如此的知识、思想才能实现。对于此，他举例说“如读‘学而时习’便要勉力时习，读‘其为人孝弟’便要勉力孝弟，如此而已”（《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理欲第二》，《颜元集》，页623）。
对于颜元主动斥静道德哲学观初探
更新时间：2024-03-30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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