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坤荣看来，中国只要调整制度，就不仅可以使得经济深度开放的竞争带来潜在的空间释放，还可以使得中国重构微观经济主体带增长的潜在空间释放，同时可以实现有序的城市化和再工业化，带来潜在增长能力的释放。“在中国，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沈坤荣说。
如何判断当今中国的经济状况？造成中国经济下行的理由是什么？如何调整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增长？8月24日，在2013徽商全球理事会年会现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沈坤荣解读当今经济领域的几个热点理由，为在座的徽商企业家们答疑解惑。
“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不仅是周期性的，而且还是结构性的。”沈坤荣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中国政府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远去。在他看来，房地产发展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尤其是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价值的时代已经过去。“大规模地拉动经济的投资，无论是从现实的需要还是从公众的期望来看，都很难达到五六年前那样的巅峰时期。”
“从现有的趋势来看，即使地方政府再启动一些项目，也不能像前些年那样全面大规模地铺开，为什么？”沈坤荣说，因为，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了。“加上增长的下滑所导致的税收收入的减少，局部地区的风险因素已经明显增长，各级政府所推动的基建投资能力受到限制。”他认为，以土地来谋发展的模式，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银行的金融风险、土地财政金融的联动机制系统性风险和社会的风险。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从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地方政府靠举债出政绩、借钱融资的策略比较普遍。”沈坤荣表示，这种情况将直接导致地方债务规模增加，偿债压力和债务风险逐渐加大。
不仅如此，更深层的理由已经凸显。在沈坤荣看来，几乎所有行业的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在逐年下降。在现实当中表现为各个行业赚取利润的机会和可能性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中国整体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多年前已经开始下调，这一点本身就表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下移。”
沈坤荣表示，土地、财政、金融联动机制的系统风险由原来的拍卖土地，变成了现在的融资平台抵押，或者资产投资抵押，使得地方政府步入“贷款城建”“卖地还贷城建”的怪圈，它的风险巨大。“所以说由各级地方政府推动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国进入中速增长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这一点。在人为的批准下触动政府去做一些不讲效率的、盲目投资的项目，这样做短期只会逼迫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统计部门在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上，甚至勉强做，无法收回投资成本，在中长期就会把中国经济推向萧条。”
沈坤荣表示，在全社会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下，等到所有投资项目不挣钱了，大部分企业利润为负了，谁来还款呢？谁来为超过百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买单呢？因此，需要警惕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等到还款期到了的时候，等到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不远了。
在沈坤荣沈坤荣：增速趋缓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808s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看来，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大规模的经济赶超已经失去了动力。因为领跑者本身的减速，赶超者和领跑者的技术差异在缩小，所以技术输出的难度越来越大。大规模的工业化、资源、环境约束等等，都使得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为此，要构建新的结构性均衡，要用持续的效率改善引导产业转型。服务业效率如果低于整体效率，那么服务业就有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速度的下降。如何应对这场变化？沈坤荣说，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的战略意图是以高科技为依托，通过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来重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这个战略的实施，将对世界经济的竞争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我们国家的经济也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同时，沈坤荣表示，在我们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将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高端技术的引进难度会加大。“中高端制造企业将回流到发达国家，使得我们国家产业升级的路程更加艰难。”
当前，我们国家的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遭遇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严峻挑战，也面对着走向科学发展道路的战略机遇。沈坤荣说，我们需要在这种环境下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由追随者向领跑者的转变，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新的战略主动权，比如提高制造业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如何来构筑这样的新的能力？沈坤荣表示，这需要有各种各样创新的制度基础。“拉长和延伸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条，特别是要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我觉得是需要想办法的。”在沈坤荣看来，要培育一个使发展与制造业相耦合的现代服务业。比如，加大和鼓励引导各类生产主体；比如，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集成创新，建立和完善现代服务业支撑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以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来不断地培育和形成我们国家产业的竞争的新的优势。
为此，中国政府要通过制度的调整来纠正资源的错配，通过深化改革来转变社会预期。
沈坤荣认为，深化改革应该解决赶超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理由，包括内外的失衡、空间的失衡、行业的失衡。“另外，政府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到底是自主协调，还是政府引导？这都是需要考虑的理由。”
沈坤荣表示，我们提出构建边际有限的政府，政府的边际要有所限制。“边际到底在哪里？”在沈坤荣看来，政府边际一旦缩小了之后，还必须要有一个高效的政府来匹配。为此需要推进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通过金融改革来纠正金融资源的错配，来调整财政分权，缓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压力。“事实上当前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和政治的需要，但是背后的利益调整是推进改革的最大的阻碍。”沈坤荣说。
“中国有两个不足，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都很大。”在沈坤荣看来，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本来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却是因祸得福。“中国这两个不足的地方，可以使得中西部地区有很多城市愿意接纳低工资的劳动者。所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到西部和中部去，有了可能，因为发展有差距。”
在沈坤荣看来，中国只要调整制度，就不仅可以使得经济深度开放的竞争带来潜在的空间释放，还可以使得中国重构微观经济主体带增长的潜在空间释放，同时可以实现有序的城市化和再工业化，带来潜在增长能力的释放。“在中国，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沈坤荣说。
“我觉得年年难过年年还必须得过，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纯粹抱怨是没有作用的。”沈坤荣表示，在推进改革方面，如果已经听到了这种声音，却没有步骤，那是不够的。“所以就现在来说，推进改革不仅是提升潜在空间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更是中国走向光明灿烂未来的最重要的一种途径。”
阐述沈坤荣：增速趋缓背景下中国经济
更新时间：2024-03-24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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