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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教育；发展轨迹；现状；分析
1009-4156(2012)08-095-03
社会学家认为，社区是能解决许多问题的居于中间环节的社会机体。社区教育意味着教育的社会化，即社区教育是对社区内共同生活的人群所进行的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广泛的社会教育组成的“大教育”，它既是一种区域性、整体性的教育活动，又是一种组织协调社区内外各种力量参与本社区内的各种学习与教育活动，是现代社会为提高社区成员素质，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文化发展而提供服务的教育新机制。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历史并不长，它兴起于工业经济开创的时代，伴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不断成熟。19世纪中叶，丹麦柯隆威(Crundtvig NFS)提出了“为民众启蒙，为民众教育”的民众教育思想，创办了以提高人文素质为主要目标、面向生活的学校——“民众中学”，开启了社区教育的先河。
作为一种区域化的育人服务活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区教育因其历史、经济、社会、人文、地理等条件的不同，必定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进程与实施形式。从美国的社区学院到北欧的民众学校，从日本的公民馆到新加坡的社区中心，这些相对成熟的社区教育模式因其经验丰富、成果显著而竞相媲美。
回顾历史发展，社区教育在我国并非完全意义的舶来品，也非社区制的产物。社区教育从萌芽到发展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经历了自发实践到自觉组织两个阶段。
一、近代的社区教育
中国近代社会的社区教育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受到美国早期社区教育思想和教育实验风气的影响和启发，他们从改良中国农村乃至改良中国的社会状况出发，力倡乡村教育运动，成为我国社区教育的雏形或萌芽。当时乡村建设实验在全国共有七十多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陶行知倡导“生活及教育”并创办的乡村教育实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试验以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郊区清河镇创办的清河镇实验区等。梁漱溟的复兴农村依靠乡村建设运动，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民众教育馆就是在这样的运动中兴建起来的。这些实验注重农村社区教育，强调从教育人手，教育农民、扫除文盲、提倡新风，推广新技术，其思想、理论及实践可视为中国社区教育的萌芽。1927年3月15日，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主持创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实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学校，在南京市郊进行了为期三年多的试验，形成了“以社会即学校、生活及教育、教学合一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教育理论”。该理论和实践与今天社区教育的含义相近，对后来的乡村(社区)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29年，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晏阳初的倡导和主持下，乡村教育开始与乡村生活密切结合，从1930年秋季起，他主持了河北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实验和深入的研究，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着“愚、贫、弱、私”等四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来完成，由于这四种教育的相互联系性，因此要运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等三大教育方式相结合来共同进行。晏阳初的这一理论与实践，可以被认为是我国学者对社区教育的首次完整的定义与实践，其理论的基本内容涵盖了今天社区教育的定义，对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1929年，中国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又提出“富教合一”主义。“富教合一”，连同他早些时候提出的“划区施教”和“大职业教育”的思想，开辟了以区域为中心的教育运动，提出施教需兼顾该区域经济、卫生等因素，把区域性、地方性知识纳入乡村教育运动中。关注文化与区域(社区)教育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丰富了早期的社区教育理论。
1932年，陶行知在其南京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思想”，指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要想起死回生整个民族，须以最敏捷的手段，实施六大训练，即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育训练。乡村工学团要将上列六大训练，具体而微地在自己乡村里尽量推行，把自己的乡村，造成中华民国的健全分子，并与全国一百万乡村联合起来，推进这六大训练，以造成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
乡村教育运动，使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向农村，投身于试图通过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救国救民、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思想的实践中。虽然他们的改良愿望因诸多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实现，但他们提出的乡村教育及乡村整体建设的多种理论及实践给后来的社区建设与社区教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说，他们所进行的“乡村教育”正是我国国情下的社区教育，因为当时称得上社区的正是我国传统的乡村，因此，他们的“乡村教育”即社区教育，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正是我国社区教育的萌芽。
但是，鉴于当时中国战乱频仍，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整体贫弱的国家不可能依靠“教育救国”走向强盛，因此，乡村(社区)教育势必不会有结果，中国的社区教育萌芽也因此而夭折。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区教育
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单位制”逐渐减弱，作为城市基本细胞和城市管理基础的社区，其功能和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城市社区建设，正是应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新型社会变迁。社区教育也随之兴起，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先出现的社区教育委员会为标志，中国的社区教育从自发实践过渡到自觉组织阶段。在这期间，城市社区建设不是单纯的社区管理形式的改变，而是新的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建构与创造，在由各级政府推动、社区组织实施、居民参与，社区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携手合作的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教育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起来，同时又成为推动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内在支撑力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社区教育出现了新的形势和特色，呈现了新的格局，以上海为代表率先出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社区学校，社区教育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是在办学主体上打破了单一的学校办学格局，发展为由社区(街道)直接办学；二是受教育对象从在校青少年扩大到整个社区成员；三是高等教育参与办学，发挥其在社区中的主体作用；四是办学方式、办学模式更趋灵活多样。随着上海社区教育取得成功的经验，北京、沈阳、天津、重庆等地也相继建立多种形式的社区学校，标志着我国的社区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得以迅速形成且走出了教育资源率先进入社区教育、推动社区教育发展的高起点之路。正如1995年第七届国际社区教育大会所强调的：“没有社区的建设就没有社会的发展；一个强大的社区是医治各种社会疾病的基础；良好的社区教育能够加强社区建设；通过社区教育，才能使社会持续性地发展。”1988年1月，上海向明中学成立了社区教育委员会。1988年3月，上海闸北区新疆、彭浦两街道也相继成立了街道一级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同年，天津河西区的20个街道全部成立了社区教育委员会。社区教育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社区教育专业时代的到来，也是现代意义社区教育的正式产生。以此为起点，社区教育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发展起来。北京、辽宁、山东等地的社区教育也纷纷在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逐渐向城市周边的农村延伸辐射。三、社区教育的全面发展阶段
进入20源于：党校毕业论文www.808so.com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社区的成熟，业主利益等多元化，志愿者、NGO组织、社区服务的大力发展，与农村的“新农村建设”相对应，我国城市的社区建设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社区教育也步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1.终身学习理念与社区教育理念的结合。“老有所为”和“老有所学”的需求成为社区教育服务理念的基础，社区教育立足解决老龄人口的终生学习问题、提高他们精神生活质量的要求，以克服城市化、都市化、社会变迁带给人们的孤独感、失落感等，教育服务理念得以确立，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教育逐步结合起来，正是朝着“以人的需求为本”，“以人的发展需求为本”的道路发展，确立了社区教育“以教育服务为基础，以社区居民为对象、立足挖掘社区资源、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的基本理念，在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的同时，谋求城市文化和居民素质的提高，谋求在社区中实现物质条件、现代组织制度保障与“传统社区的文化价值精髓”完美结合，达到社区建设的目标。
2.我国各地纷纷建立起社区教育的专业实体性组织机构，包括性的社区教育管理组织机构和性的社区教育培训实体机构，如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等。社区教育实体的建立，增强了对社区教育的组织协调能力，扩大了服务范围，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社区教育的“泛化”，从而保证社区教育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3.全国社区教育学会获准成立、全国社区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以及由此带动下的全国性的乃至国际范围的交流，是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又一动力保证和重要表现。1993年，全国首届社区教育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并成立了中国社区教育学会。在会上，与会代表就社区教育工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达成了一些共识。通过这次会议，社区教育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工作者转换了视角，在社区教育概念、对象、目的、行为主体、推行和学校与社区的关系等六个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社区教育真正实现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大教育与社会双向互动，开始进入规范化状态，同时也体现了多样性和创造性的特征。
综合社区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区教育的出现是社区历史的必然，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促进了社会管理，促进了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从这些阶段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代表了社会教育和服务的未来发展方向，体现了社会管理的本质属性。
四、社区服务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教育主要包含在社区建设的目标中，属综合服务体系中的一部分，以社区服务的形式存在，是社区综合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情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区服务不断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正在逐步健全的综合服务体系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社区服务设施建设步伐加快，设施数量不断增加，覆盖面不断扩大。截至“十五”末期，全国社区服务中心已达到8479个，一般社区服务设施194796个，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实施老年福利设施“星光计划”和国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试点项目，全国城镇新增3.2万多个老年活动之家和约2000个较完善的综合社区服务设施，促进了全国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二是社区服务队伍不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社区服务专职工作人员30多万人，工作人员50多万人，社区服务志愿者1600多万人，已初步形成由专、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共同组成的社区服务队伍。三是社区服务对象和内容得到拓展。服务对象已从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等困难群体逐步扩展到全体社区居民；服务内容从社会救助延伸到就业服务、卫生和计划生育、社区治安、文化教育和体育、便民利民等领域。四是新型社区服务机制初步建立。基层政府和居委会独自提供社区服务的传统格局有所改变，社会企事业单位、驻区单位、社区民间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服务的局面正在形成。社区服务方式、方法得到改进，方便快捷的生活服务圈开始出现，“阳光超市”、“慈善超市”等新型服务方式的作用日趋显现，“一站式”服务不断推广，信息技术逐步应用于社区服务。但是，我国社区服务总体上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特别是社区教育服务体系建设现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教育服务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为：第一，社区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基本单元的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些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社区层面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第二，教育服务体系难以为社区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多方参与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设施数量不足，功能单一，总体水平不高。第三，社区教育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缺乏稳定的投入机制，投资主体不明确，资金总量不足，部分地方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必要支出得不到保障，社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