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艺术热背后是名利

更新时间:2024-03-1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人物简介
郑荃,1950年生。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乐器协会提琴制作师分会会长;国际提琴与琴弓制作大师协会常委。
郑荃最近在帮小提琴家吕思清修复一把小提琴。1987年,他们一个拿了国际小提琴演奏大赛第一名,一个拿了国际提琴制作大赛第一名。那一年吕思清17岁,郑荃37岁。
郑荃的办公室大约20平方米,办公桌和会客沙发之间用一个让人联想到小提琴的弧形阶梯隔开,有一种空间上的立体感。这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想到中国小提琴制作的开创者谭抒真教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建筑设计师,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证明艺术都是相通的。
克雷莫纳最好的提琴制作大师要回中国了
提琴制作是随着西方交响乐一起舶来的。尽管意大利的提琴制作已经传承了300多年,但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中国只在上海有几家提琴维修店。1957年,谭抒真在音乐学院办了一个为期一个月的高级提琴制作学习班,其中就有后来获得国际金奖的制作大师陈锦农、戴洪祥。这些学员后来分散到各地,成为北京、上海、广州、营口4个主要的提琴工厂的技术骨干。但当时这些提琴工厂都采用德国的流水线生产方式,根本谈不上艺术提琴。
“”时,宣传队和样板戏成了文艺主流。学小提琴的人竟多了起来,提琴制作也出现了一个小。“当时全国发展到60多家提琴厂,木工都纷纷改行。在上海,有人为了买到一把琴,前一夜就开始排队。”郑荃回忆说。
郑荃就是上海人,初中毕业后,他去了农村插队。无论是被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还是考文工团,都没成,因为出身理由—他的父母都是知名的化学工程师,在那个年代,是“臭老九”。直到安徽池州成立文工团,急需小提琴手才破例要了郑荃。在文工团里,郑荃很快成了副首席。但事实上,道具、灯光,他什么都做。
1978年,郑荃被文工团送到北京乐器研究所学习,认识了戴洪祥。戴洪祥劝他改行做琴,“演奏到二三十岁就定型了,但制琴的艺术生命很长。”
这时,国内已经开始研究高级提琴制作。“改革开放后,跟外国人一接触,发现我们很落后,一是演奏方面,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二是乐器完全不行。”
小泽征尔第一次来中国指挥乐团后曾说:“你们中国有第一流的演奏家,但却用着最末流的乐器。”时任音乐学院院长赵沨觉得,中国如果不发展乐器,早晚会拖累音乐事业的发展,于是成立了提琴制作研究室。1979年,郑荃被招进了研究室。
1983年,突击了3个月语言的郑荃奔赴意大利克雷莫纳国际提琴制作学校,以33岁的年龄去念一个中专,而在当地,进校学习的孩子通常是14岁。
当时,郑荃已经有了5年提琴制作经验,校长看过他做的琴说,你在制琴方面已经可以毕业了。但他还是在意大利待了整整5年,了解意大利的文化,这是提琴制作最重要的内涵。他白天学做琴,晚上学做弓,业余时间去教堂参加演出,参观建筑、博物馆,并保持着每个月一把琴的高强度工作。
毕业时,郑荃做的琴已经拿了很多奖。1987年,他获得了意大利第一届提琴制作比赛小提琴金奖,同年在保加利亚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获小提琴、中提琴两枚金牌。听音乐会时,当地市长会把他请进自己的包厢。当郑荃1988年回国时,当地报纸的标题是:“克雷莫纳最好的提琴制作大师要回中国了。”
郑荃回国的这26年,也是我国提琴制作事业发展最快的26年。他初步在音乐学院建立了提琴制作教育体系,建立了从附中、本科、研究生10年制课程,建立了青年教师团队,培养了100多名学生。现在中国已经有6所音乐学院成立了提琴制作专业。
现在,郑荃每年只做三四把琴。“我自己留了一些获奖的琴,其他的都卖掉了。买琴的大多是演奏家和家。但如果不是演奏很好的人,或者这个人我觉得只是慕名而来,实际上并不懂琴,那就只好请他等一等了。”
许多人觉得做琴和木匠没多大区别
环球人物杂志:您当年在欧洲已经非常有名了,为什么会选择回国?
郑荃:按照现在一些人的思路,我回国首先应该办个公司或学校,打品牌赚钱,但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为国家做事。刚回国时,有个韩国老板找到我,说提琴制作系里的经费他出了,让毕业生为他工作,做的提琴他全包了。我说我是想为中国做点事,全给韩国包了去怎么行。事实上,我也得到了足够的回报,得到很高的荣誉和地位,经济上也没有任何理由。
环球人物杂志:普通民众怎么看提琴制作这个专业?
郑荃:实际上在中国,提琴制作不是下三流,也是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专业,许多人觉得做琴和做木工的工匠没多大区别,说是艺术门类,许多人是不以为然的。
环球人物杂志:艺术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发展了,那么艺术文化是不是也共同进步了?
郑荃:李白杜甫生前都穷困潦倒,人在困境下往往会更强烈地把精神寄托到艺术上。现在国内的主流想法是先搞经济,认为经济发展了文化就发展了,结果导致国民的文化素养成了大理由。
另一方面,中国现在许多有钱人还是第一代暴发户。他们本身是因为某种幸运和机会到了这个位置上,并不见得是社会精英。现在很多事情不太健康,真正有本事的人,默默无闻做了很多工作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和酬劳,反而是那些投机取巧的人生活得很舒服。
内容本来是针对小学生的,现在却给高级干部讲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些年一直在提倡音乐教育,您认为音乐对人精神世界塑造的作用是什么?
郑荃:音乐是人的一种心声,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情感表达。你也许不会拉琴,但听音乐时能从内心激发出一种共鸣。在意大利,其实音乐就那么几个题材:战争、爱情、宗教,传达的是人的喜怒哀乐。所以我一直反对把太多政治的东西加入到艺术形式里,反对有目的地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欣赏过程。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基础教育对艺术、文化的忽视一直被诟病。
郑荃:音乐学院有位老师到党校去做讲座,《怎么欣赏古典音乐》。大家听完后感叹,讲得太好了,还不断邀请这位老师到自己的单位去讲,结果一连讲了上千场。有一天,我听说了这件事,就看了一下,结果发现他讲的内容本来是针对小学生的,而现在却是给高级干部讲。我觉得这非常可悲。
现在国内的基础教育,音乐、美术仍然极端不受重视。很多孩子学一门特长,往往不是怀着人文修养的目的,而是家长出于炫耀或者考学能加分的心理,一种非常功利的心态。
环球人物杂志:在一些发达国家是把艺术作为常识性的基础教育普及。
郑荃:我从意大利回国时,5个合唱团300多人开了场音乐会欢送我。七八个声部,唱得比国内很多专业合唱团还好。结果下来一问,干什么的都有,小学教师、开出租车的甚至是的……就连在意大利大使馆站岗的士兵,都知道斯特拉迪瓦里(意大利著名弦乐器制造师),恐怕很多中国文化管理者都不知道。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路还远着呢。
环球人物杂志: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的整体氛围?
郑荃:每种艺术都植根于整体的文化氛围之中,但目前中国社会从上到下的状况正是文化氛围的缺失。我们的艺术文化仍处在落后状态,比经济和科学技术层面的落后状况还要严重得多,但是很多人对这点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虽然以前我们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历史,但我们这一代都是穷人,穷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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