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79年“深圳特区”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而今35年过去，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攻坚期，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与国际接轨反而更难。在此背景下，2013年3月，李克强前往上海考察，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开宗明义。随后7月份，国务院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8月1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提议讨论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务院决定的试验区域内暂停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这是史无前例的，“暂停实施有关法律”，为什么？为什么在上海自贸区“暂停”中国的法律实施、上海自贸区又会将哪些中国法律被暂停？
(一)上海自贸区被中国法律阻了什么？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国务院拟提请在上海自贸区暂停实施若干法律规定，中国国家《法律》都可以在地区停止实施，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有研究中国理由30多年资深学者认为：一、这显示了64年中国法律与国际经贸规则、特别是全球新兴的“自由贸易区”相冲突。二、这是尽管中国改革开放35年了，但一些涉及国家经济发展与国际社会经贸、货币、服务业等融合的国家法律依然明显不兼容。接下来，就要看全国人大常委会该如何暂停哪些涉及上海自贸区发展的一些法律实施、怎样授权给上海自贸区了。“习李党政”，还面对新一轮、有关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社会兼容而修改中国法律的理由，此次李克强主政的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授权在上海自贸区暂停实施法律，就是开天辟地地将64年中国国家经济发展与国际社会兼容矛盾绝无仅有地超级“引爆”。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5年多，其实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暂停实施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主要是指企业和货币方面的，包括政府管理中的负面清单管理，创新对外开放模式管理，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域内暂停实施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还有中国与外国外货币的一些相关法律规定。
然而早在2006年，主席在上海考察时，就提出在上海建立四个“国际中心”，即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 。此后，上海开始建设洋山深水港，努力国际航运中心。然而，由于金融货币的全球性中国体制障碍，金融体系不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国际其它货币又无法自由进出，上海很难依靠自己力量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经济中心，这显然是全球性难题。上海经济改革遇到很大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是来自，就是没有金融国际货币的支撑与全面融合。一个很简单的国际货币理论与实践是，人民币占全球支付货币近1%（见2013年7月17日《国际商报》《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停在贸易结算上》一文），而全球90%以上的其它国际货币却不能自由进出四大“国际中心”，那么上海建中国的四个“国际中心”岂不是纸上谈兵、画饼充饥？
接着是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其第二任期初，在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正式提出，上海要建立四个“国际中心”，并把建设目标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这就是上海自贸区最原始、最早的雏形。由于建设自贸区遇到障碍与阻力，国家选择先划出一个小区域，进行试验。但是，结果显示，即使是这么小的区域试验想法，也遇到很大阻力，最终没有成功。直到温家宝总理卸任半年前，温家宝总理才批示建立上海国际中心的提议，要求各个部门积极研讨与配合。但此后，上海自贸区建设还是被搁浅了，一直到退休前，都没有任何实际的动作。
时至2013年三月的“”之后，李克强总理上任，他重新提起此事。李克强总理决心进行改革，做出一番真正与国际接轨的事业。他明确提出要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并且附加筹码，要使上海中国金融改革的试验点。所以才开天辟地在8月15日第一次出炉了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授权在上海自贸区暂停实施法律决定的草案。
(二)上海自贸区可能暂停哪些法律？
2013年，中国面对着内忧外患的两大环境状况：国内大环境，中国历史以来的最大货币投放，却没能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率降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尤其是中国制造的出口贸易、消费拉动都不畅，6月份出现出口负值。这还是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经济开始复苏的背景下来看，是比较严重的理由。
国际大环境，美国强势推动TPP（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中国现在虽然没还有加入，但赶在欧美TTIP上路之前就要加入谈判。因为，TPP与TTIP将全球经济总量的70%以上纳入这两个自由贸易区之中，一旦TPP、TTIP的全球大环境形成，中国加入全球经济贸易“两洋自贸区”新秩序，中国就完全开放金融服务业。所以，中国在开放之前，做好准备，进行试验，杀出一条货币金融一直管制的计划经济血路，全球化国家通行的“自由货币”之路。
全球化今天的国际经贸秩序正在发生颠覆性变化（见2013年6月号《红旗文摘》中“中国遭遇世纪新秩序挑战”一文，作者巩胜利），而综合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各个指标来看，国内能进行金融体系开放试验的城市，唯一只有上海。上海的金融服务业是全中国最领先、最具国际大环境背景的。深圳、珠海、厦门、天津等沿海城市，虽然也能开放金融服务业，但是它们的试验效能与可复制性，还无法与上海的国际及历史地位相提并论。
企业试验田——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企业运作在货币，这个试验区要容纳和兼容更多的国际货币。这似乎就是未来国际化企业的一种范例，中国更要驾驭企业的风头浪尖，开拓企业国际货币的新天地。
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也将进行转变，对境外投资一般项目拟实行备案制。此前，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需由商务部及其他相关部门核准，境外投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项目以及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都由国家发改委核准。在试点内，前述几项行政审批或将停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