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专制“帝国文明”

更新时间:2024-01-1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本刊今年第6期发表的王家范教授的“孙皓晖‘历史观’批判——《祭秦论》批驳系列之序言”一文,在学术界引起较强的反响。关于秦王朝的功过是非、关于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的盛衰起伏,历来争论颇多,因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史学范畴的问题。鉴于此,我们希望对这些问题深入展开讨论,如此一方面能繁荣学术批评,另一方面可作资政之殷鉴。我们欢迎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更欢迎与王家范教授持相左观点的文章。
——编者
孙皓晖先生历时16年写出了长达504万字的小说《大秦帝国》。他一方面把小说改编成了同名的电视剧,另一方面把自己的理论体系集结为三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他认为,大秦帝国所开创的“文明”是中国的“原生文明”,是“中国古典文明高原的最高顶峰”,“在后两千余年中,我们虽然也有过局部的文明突破与技术性质的社会发展,但是,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整体跨越。”①
秦王国摧枯拉朽征服六国一统天下,可是秦帝国却又土崩瓦解轰然倒地二世而亡。此后的2000多年间,想步秦始皇后尘、做者的人决不是少数,但是敢于明目张胆地吹捧秦始皇的人毕竟不多,因此孙皓晖的大作一出,立即引起舆论大哗。孙先生的《大秦帝国》不是学术著作而是小说,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则号称是“史论”,不过他毕竟是西北大学的法学教授而不是历史学家,这次跨界穿越来写历史与史论,犯一些差错、出一些硬伤在所难免,说一些诸如先秦“三千年中华夏族群历经了七大时代”之类的外行话,我们也大可不必像评阅研究生论文那样予以深究。然而,通过《大秦帝国》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流露出来的思想却代表着当今社会思潮中的一股暗流,因此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与反思。
为什么要吹捧秦始皇?
孙皓晖在《祭秦论》中竭力从三个方面为“暴秦”开脱辩解,认为秦帝国的骤然灭亡只不过是一个由20个偶然性所造成的“历史异数”。其实西汉初贾谊在《过秦论》中也对秦始皇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众所周知,秦始皇创立的大一统帝国与专制制度不仅被汉帝国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延续了2000多年。对于“汉承秦制”,从来也没有人否定过。春秋战国天下纷乱,列国征战互相杀戮了500多年,最终秦王嬴政只用十年工夫就一统天下;然而仅仅过了15年,这个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就轰然倒塌,真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此之大的历史巨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贾谊认为,秦王朝之所以会落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地步,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他批评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然而贾谊不是一个主义者,他并不反对帝王专制,只是认为秦始皇做得太过分了,如果大汉天子能够“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那么就能够“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贾谊的看法成为以后2000多年评价秦始皇的主流观点。后世的儒生把秦始皇当作反面教员,把他与夏桀、商纣、隋炀帝等暴君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希望以后的帝王行仁义、施仁政,然而即使皇帝能够行仁义、施仁政,也仍然是专制皇帝,只不过开明一点罢了。尽管开明专制比专制容易让人接受,但是并不等于。
尽管儒家和法家在思想意识与行为方法方面常常互相对立,但是中国的历史从来不是一部儒法斗争史。尽管汉武帝推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但是实际上他熟谙权术,从此以后“外儒内法”成为一切皇帝两个并行不悖的手段。后人批判“暴秦”并不是“中国历史意识不可思议的分裂:实际继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也不是“承受了先人的丰厚遗产,还要骂先人不是东西”[3],而恰恰是“外儒”的一种需要,也是“内法”的一种权术,是内外都硬的两手。孙皓晖想不通,为什么如此了不起的秦帝国竟然会二世而亡?他抱怨说:“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不是一个种族。”[4]实际上之所以会有如此局面,不仅是因为儒家对人们洗脑,而且是因为法家阉割人性的结果。
秦始皇以后,尽管历代皇帝无一不想大权独揽,谁也不能容忍卧榻之侧有他人打鼾,但是敢于为秦始皇翻案的人毕竟少之又少,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居然有人自比秦始皇,结果使中国历史大倒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教训就在眼前,为什么还要吹捧秦始皇呢?难道孙皓晖先生如此健忘,刚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疼?
“秦文明”的内涵是什么?
孙皓晖在《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竭力鼓吹与宣扬“秦文明”,他认为,“自汉武帝时源于:本科www.808so.com
始,中国文明出现了千丈瀑布式的历史大落差,开始了两千余年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在后两千余年中,我们虽然也有过局部的文明突破与技术性质的社会发展,但是,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整体跨越。”那么如此伟大的“秦文明”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文明”是一个常用词,也是一个多义词。这一点,孙皓晖先生也十分清楚。他引用了《美国传统词典》提出的“文明”的六层含义:“其一,文明是人类社会知识、文化和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标志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文字的广泛使用,以及复杂的政治及社会机构的出现;其二,文明是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在一个特定时期中发展出的文化和社会类型;其三,文明是对一种历史文化的概括,譬如玛雅文化、古罗马文化就是一种文明;其四,文明是一种过程与状态,譬如人群的开化、教化,就是这样的文明过程;其五,文明是一种蕴涵着文化与智慧的优雅品位,是人的教养与修养;其六,文明是一种社会状态,譬如人们常说的文明社会。”这六层含义的内涵有些重复,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知识体系、社会形态、文化模式(生活方式)和道德修养四个方面。由于这四个方面无法互相涵盖,因此在论述“文明”的时候必须分清所说的“文明”究竟是指“文明1(知识)”、“文明2(社会)”、“文明3(文化)”还是“文明4(涵养)”,否则就会犯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孙皓晖先生所说的大秦帝国的“原生文明”是与“‘野蛮’状态相对应的一种人类自觉生存的高级状态”,是“独具特色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族群永恒的文明徽记,将之与其他一切族群显著地区别开来的生存方式”。这个“秦文明”既不是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文明1),也不是一种高雅的行为规范(文明4),而只含有上述定义中“文明3”这一层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不是单一的,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文明形态”的观点是正确的。这里所说的“文明”也就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所说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或“文明”。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具有与别人不同的文化,这个“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即汤因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中国社会”或“中国文明”,而所谓的“秦文明”是归属于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文明3”具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然而这些不同的文化模式并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即使文明之间发生了冲突,即使较量的结果决出了胜负,也不意味着胜者先进、负者落后,否则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护文化遗产呢?[5]
然而,被孙皓晖先生追捧的“秦文明”不是作为文化模式的“文明3”,而是作为社会形态的“文明2”。社会形态的内涵极其丰富,绝不只是简单地分为五种而已。关于这一点,孙皓晖先生的认识也是正确的,但是从他对“秦文明”的赞美来看,其实只包含了国体与政体在内的所谓“社会制度”。其实,“社会制度”这个概念的内涵也极其丰富,绝不仅仅限于国体与政体而已,至少还包含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且不说孙先生把“文明2”和“文明3”混为一谈、逻辑不清,即使仅以国体与政体而言,在学术界与社会上也都存在着不少的误解,而孙皓晖先生也未能免俗。
1.秦王朝建立了单一制帝国的国体
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由于人口很少、社会结构简单,因此人们只需要按血缘聚集成氏族或者按地缘聚集成村社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国家。随着人口日益增长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氏族与村社越来越无法管理众多的人口和复杂的社会了,于是就产生了专门管理社会的机构,这就是国家。国家是复杂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国家的构成形式叫做“源于:大学生论文网www.808so.com
国体”[6]。国家的规模大小取决于领土的广狭与人口的多少,但是不管大国还是小国,其构成形式都可以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类。单一制国家是自上而下由和地方行政区域构成的一元化国家,复合制国家是自下而上由若干具有较大自主性的地方政治实体联合构成的统一国家,主要有联邦和邦联两种类型。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都是由地方政府与政府构成的,但是地方政府在国家中所拥有的主权地位不同,这是两者最根本的区别。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国家,那时的国体是通过“封建诸侯”组成的复合制国家,天子和被分封到各地的贵族们分享着国家的领土与权力,天子直辖的王畿和诸侯国的幅员都很有限,可以称之为封建王国。秦征服六国以后建立了由郡县构成的单一制国家,国家的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里,即使大权旁落,也仍然集中在个别人手中,应该称之为专制帝国②。从秦至清无论是汉族改朝换代建立的国家还是少数民族模仿汉人建立的国家,尽管疆域有大有小,尽管国家时分时合,但是国体都是专制帝国。中国的帝国时代长达2100年,期间不断地改朝换代,而大秦帝国是第一个建立的大一统帝国,所以它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界标意义的重要节点,但是帝国的国体并不是秦始皇发明的“原生文明”,疆域较小的单一制国家在战国时代就已经陆续出现,而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封建王国向专制帝国转型的过渡阶段。
人们常常以为,国家生来就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7],其实并不然。如果国民能够成为国家的主人,如果政府能够成为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力机构,那么国家就不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8];但是如果国家被少数人甚至被帝王一个人占有,那么国家才变成了“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才说:“工人没有祖国。”[9]那种属于帝王个人所有的国家就叫做“王朝”。王朝的政府就是帝王的朝廷,政府本来应该是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力机构”,但是朝廷却是属于帝王私人的权力机构。由于“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0],因此朝廷在为帝王服务的同时也必须履行管理社会的职能,使它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个“公共权力机构”。然而,如果朝廷不能履行管理社会的职能,那么它就会像秦始皇的秦朝和王莽的新朝、隋炀帝的隋朝、李自成的大顺朝、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那样难以维持下去而迅速败亡,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历史异数”。
2.秦帝国开创了皇帝的专制政体
政体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划分政体的类型?学者们的见解各不相同,但是划分政体的原则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依据国家主权的归属——是由多数人掌权?少数人掌权?还是一个人掌权?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划分为个人统治的君主政体、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体和多数人统治的共和政体三类;16世纪法国思想家布丹把共和政体称为政体,英国思想家洛克则把贵族政体称为寡头政体;还有人把由多人掌权的贵族政体和政体并称为共和政体,把个人掌权的政体称为君主政体;而美国政治学家梅杰斯则把政体按国家与政府是否合一划分为直接制与间接制,按国家元首产生方式划分为世袭制与选举制,按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划分为内阁制与总统制,按国家权力集中与分散划分为集权制与分权制。[11]
中国国家发展的历程与欧洲不同,政体的类型与西方也不完全一样。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体大致可以分为君主专制、贵族共和与国人三类。在中国古代,专制政体是贯穿始终的常态,它是从酋邦时代的军事专制演变而来的,在先秦时代实行贵族分权的等级式专制,在秦汉以后实行皇帝专制,期间还夹杂着各种不同形态的专制制度[12]。真正的共和政体只在西周厉王奔彘后实行了14年,此外还有过“王与马共天下”式的君臣共和政体,但是这种“共和”只是专制政体的一种形式。在春秋以前的国人身上还残存着从氏族社会保留下来的主权,国君在决策时还要“咨国人、询万民”,这种政体勉强可以称为国人。国人是贵族专制的一种补充,然而等到秦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作为编户齐民的老百姓连这一点点残余的权力也被剥夺殆尽了。在帝国时代,国家委派的官员只延伸到县级,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乡里、村社、宗族都是自治的,但是专制的精神却同样深深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专制政体并不是秦始皇发明的,因此从这一点看,“秦文明”也不是原生的,但秦始皇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于是他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界标意义的重要节点。秦始皇被后世谥为“暴君”是因为他的残暴专制,其实,他并不是唯一的暴君,也不是最坏的暴君。在中国历史上比秦始皇更专制、更残暴的皇帝有的是,而并非皇帝却比皇帝更专制、更残暴的人也比比皆是,但是没有必要因此而为秦始皇鸣冤叫屈。虽然专制作为一种政体已经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但是把这种专制说成“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专制,因而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文明”[13],那就简直是嗜痂成癖,把红肿的痈疽当做娇艳的桃花了。专制决不是一种文明(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文明4)的政治体制,更不能把专制当做“我们民族的整个文明根基”[14](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文明3)。我们应该理性地去思考造成这一状态的原因,去疗治几千年专制造成的奴性,为未来设计符合人性的政治文明。
3.“坏井田、开阡陌”把农民变成了国家的小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商周时源于:大专毕业论文范文www.808so.com
代全国的土地名义上都归天子所有,而实际上天子把大部分土地都通过“授民授疆土”分封给了诸侯,为各级贵族所占有。贵族的基础是本姓的氏族和依附于他的外姓“家”、“室”。族氏组织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细胞,人们聚族而居形成族邑,族邑的土地按一定方式分配给族人耕种,这就是井田制。“井田制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农村公社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15],“是家族公社的土地公有制”[16]。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出现了“坏井田,开阡陌”[17]的“土地革命”,并逐渐对所有的土地实行“履亩而税”的赋税制度改革。从管仲在齐国“相地而衰征”[18]开始,接着鲁国推行“履亩而税”[19]的“初税亩”[20],后来鲁国又“作丘甲”[21]、“用田赋”[22],楚国“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阴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23]。“郑子产作丘赋。”[24]秦国的改革最晚,到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初租禾”[25],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26],一直到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27]。这一系列改革的实质都是企图集权的国君与拥有井田的贵族在争夺对土地和赋税的控制权。“开阡陌封疆”、“使黔首自实田”的结果是使原来在公田上为贵族劳动服役的族人变成了向国家缴纳赋税和服徭役兵役的编户齐民,使原来隶属于贵族的族人变成隶属于国家的小农,从而大大加强了国君的力量,为国君的集权专制奠定了经济基础。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 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28]。人们往往以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皇帝是小农阶级的总代表,众多分散的独立小农才是专制的经济基础,所以战国时期凡是想要集权的国君都要开阡陌坏井田、扶植小农,就是这个道理。
4.宗族与仿宗族群体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
因为恩格斯说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29],所以人们就把国家的诞生与文明的起源等而视之;又因为马克斯和恩格斯说过:“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30]和“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1],所以人们又把国家与阶级社会视为一物。于是就有了的这句名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32]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事实却并不是如此。一部中国古代史,并不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也不是一部阶级兴衰与更替的历史,而是一部族氏组织兴衰与更替的历史:一些族氏组织消灭了,一些族氏组织胜利了,原来居于社会上层的贵族衰落沉沦变成庶族,原来居于社会下层的平民跃居巅峰成为贵胄,社会流动的基本单位是以血缘纽带相连接的族氏组织——部族、宗族、家族,而不是阶级。这才是几千年中国的文明史!
雅典通过梭伦改革、罗马通过塞尔维改革把全体公民按财产多少分为四个或五个阶级,各个阶级承担不同的义务,并享有不同的权利。具有这种结构的社会叫做阶级社会,但是这种阶级社会的结构在中国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士农工商是按社会分工划分的、贵贱士庶是按血统划分的、元朝的四等人是按民族与政治态度划分的,只有宋代的主户与客户是按财产划分的,但其只是征税的依据而不是社会的阶级。
阶级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形式,但并不是社会分层的唯一形式。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按分工与血缘划分的社会层次,却并不是阶级。社会的结构是极其复杂的,除了分为层次的阶级以外,还有分为群体的各种各样团体,但是长期以来“人以群分”一直被忽视了。我们之所以要用阶级观点来分析社会与考察历史,是因为各个阶级具有不同的利益,而人们之所以会分为各种各样的群体,也是因为具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分析法的原理与阶级分析法的原理是一样的。纵观中国历史,社会上的冲突与斗争几乎都是在各种各样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进行而不是在社会层次——阶级之间进行的。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认清中国的历史。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它与政权的更替并无直接的关联。大秦帝国只存在短短十五年,即使从商鞅变法强迫秦人改变戎俗算起也不过一百多年,还来不及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太大的影响,在这方面大秦帝国并没有多大的建树。
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是“文明2”(社会形态)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在孙皓晖先生洋洋洒洒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基本上没有被提及。孙先生是法学教授兼作家,对此我们不必过于苛求。
中国需要怎样的“文明”?
孙皓晖先生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西阳镇,离开秦国旧都栎阳(今临潼)只有数十公里,是秦始皇的老乡,因此我们从他对秦始皇和秦帝国的赞美中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乡党之情。然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借古喻今、为家乡扬名,也不是为了资治通鉴、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了人民大众、为社会设计未来;研究文明史的目的,也是为未来的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那么中国需要怎样的“文明”呢?
由于“文明”包含了上述四层不同的含义,因此应该分别进行思考。在“文明3”即文化模式的层面上我们需要保护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不断地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丧失了文化传统,那么我们就会像玛雅文明一样,尽管后裔尚在,但是民族就将不复存在。在“文明1”和“文明4”即知识系统与道德涵养的层面上,全人类的目标与价值观都是一致的,我们应该与地球上所有的人趋同。唯有在“文明2”即社会形态的层面上不仅存在着许多认识的误区,而且存在着行为的障碍,需要我们深刻反思。
孙皓晖先生所说的“秦文明”并不是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也不是一种高雅的行为规范。作为文化模式,“秦文明”从属于汉文化的范畴;作为社会形态,“秦文明”创立了单一制帝国的国体和专制的政体,在这个意义上,“秦文明”只是一种专制的“帝国文明”。尽管帝国国体与专制政体在中国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然而这并不是中国的“原生文明”,也不是民族的文化模式,更不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政治文明。对于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哪些成分是应该好好地保存的国粹或民粹?哪些成分是至今仍然有价值应该继续利用?哪些成分是应该坚决抛弃的糟粕?需要我们认真地去思考,然后做出抉择,不能良莠不分,更不能把糟粕当作了精华。
注释:
①孙皓晖:《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凡引用该文不再注明出处。
②把“封建”和“专制”这两个概念捆绑在一起是不正确的,此处不展开讨论,请参阅笔者主编的《 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3][4][13][14]孙皓晖.祭秦论·大秦帝国(第六部).开封: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
[2]左传·庄公十一年.
[5]叶文宪.“国家”与“文明”辨析.浙江社会科学,2009(1).
[6][11]王邦佐.新政治学概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123、120-121.
[7]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
[8][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6、176.
[9][28][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1、677-678、272.
[10][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3、13.
[12]叶文宪.论中华帝国时代专制体制的模式.学术月刊,2003(5).
[15]金景芳.论井田制度.济南:齐鲁书社,1982:1.
[16]吴慧.井田制考索.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51.
[17]汉书·食货志.
[18]国语·齐语.
[19]公羊传·宣公十五年.
[20]左传源于:科技论文www.808so.com
·宣公十五年.
[21]左传·成公元年.
[22]左传·哀公十二年.
[23]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4]左传·昭公四年.
[25]史记·六国年表.
[26]史记·商君列传.
[27]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语.
[32].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7.
编辑 叶祝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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