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美术要完成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需要面对理论求解的复杂性。本文倡导以当代人类学的视角激活工艺美术研究，让工艺美术研究进驻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平台，从而促成学科交叉，达到增强各自活力的目的。
一
英国人威廉·莫里斯领导“工艺美术运动”的本意是“手工艺的复兴”，最终却衍变为现代艺术设计的开端：柳宗悦倡导的日本民艺运动，更多地带来了手工艺品的量化；德国工业联盟和包豪斯所追求的“艺术与手工艺的结合”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未完的命题。工艺美术作为黑格尔所说的“次要艺术”，在机械文明和城市化进程中，似乎很难通过其“亲切温润之美”，“反映民众的存活活力”。
几千年来，历代能工巧匠及其匠心独运的传统工艺大多依靠师徒口传，工艺美术作为延续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的造物形式，对它的理论研究不但在当今学术界存在被边缘化的趋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发挥出其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呈现的价值和尊严，也就更难以被推动为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艺术本原的深思。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作为延续历史最长的一种民族艺术与文化传统，工艺美术研究面对的理由和理论求解的复杂性也是其他艺术领域所无法相比的。
虽然我们在工艺美术方面的研究传统积累丰富，但与积淀丰厚的民间工艺美术资源相比，理论研究仍然显得单薄，甚至对于工艺和设计的理论区分都存在着解释的模糊性，对于理论的失语，杭间教授在《手工艺的“新美学”释义》一文中指出：“当代主流社会强调手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思想属性，这样做本质上是片面和‘功利’的，因此传承人被宣布保护后接下来如工艺美术的艺术人类学转向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808s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何做，无人知晓。”在如此的设问之下，杭间教授进一步指出了“强调微观的、实证的、调查的、小中见大的研究”对工艺美术研究的重要性。
更有研究者认为，传统工艺美术更加具备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源和条件，并遗憾于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对传媒、影视、动画等已然市场化的艺术门类的青睐。我们可以认为，工艺美术作为活着的传统既被认为和国家、地域、族群的文化表象形式有关，又可能是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得已建构的文化产品。即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虽然理解社会的现代性，物质文化与都市消费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侧面，但是与贴近实务的业界前沿理由的解决相比，完成中国工艺美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在理论方面的建设显然更为重要。相对于设计美学研究的“高空作业”和工艺美术研究的“在地生根”，我们也许更需要一种“在路上”的行走方式。
二
实际上，我国的工艺美术研究领域除了关注其艺术本体的艺术学研究范式之外，也出现了将工艺美术视其为子系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文化人类学对艺术学、民俗学包括工艺美术等相关领域的辐射，最终促成了路径指向不同但却可以同归一途的“艺术人类学”生成。复旦大学郑元者教授在其《艺术人类学的生成及其基本含义》一文中指出：“事实上，从史前艺术演化至今，人类艺术总是与特定的生活状况，生活经验、生命感受和存活理解直接相关，从而在最大的情境性上呈现出复杂的观念、动机，目的和行为，表达多维的功能和价值意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原在性东西的深思，发现其原初作用的审美品格和文化符号背后的隐喻，是工艺美术研究应该承担的责任。工艺美术应该成为大工业时代背景下探索人与社会，传统以及未来之间关系的物。工艺美术的时代价值不应该只关注艺术品和其现象本身，不应该为工艺而工艺，而应当关注其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并通过对艺术品、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各种艺术实践、审美活动的民族志描述，进而探讨或揭示其中蕴含着的文化意涵。
传统的工艺美术品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活化石”，艺术人人类学在包括传统和现代工艺美术在内的诸多专题领域，均相继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作为新兴的学术领域，其文本框架不是古典人类学的模型，而是现代人类学的哲学进路。不是对“小型社会”的艺术现象的基本描述，而是对艺术与人类存在关系进行的思辨与阐释。从当代人类学的视角激活工艺美术研究，让工艺美术成为“流动的水”，同时让工艺美术研究进驻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平台，从而促成学科间的交叉互渗，增强各自的伸展活性。
工艺美术的艺术人类学策略研究，不仅仅意味着研究者身处研究对象的实体空间，更意味着精神性的“在场”。在研究策略上，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以实证性的田野工作为基础来展开，强调艺术活动及艺术品生产过程的个案及其具体细节的重要性。这种集考证、归纳与文化阐述为一体的研究策略，突破了实证主义艺术学研究将艺术活动量表化以及忽视艺术创作内在体验的研究倾向，以富含活性的观点考察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并从工艺美术资料中获得关系到民族大文化的历史信息，让文化得以传承和再生。
将艺术人类学的一般理论和策略，尤其是其在艺术研究中所积累的学术智慧应用于工艺美术研究，自然会有效提升我国工艺美术的学术研究水平，这一点在学界已有共识。艺术人类学既关注“大传统艺术”又重视“草根艺术”的特点，有助于研究者纠正将艺术形式一分高下，差异化对待的思维惯性和价值判断。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策略论作为艺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手段，对于弥补传统的美学式艺术研究和艺术学自身门类研究的不足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深入的田野调查，深度的访谈记录和个案研究，对艺术品生成的事件描述，对日常生活，观念演变、文化表象、作用生成等研究的全局式的了解，一系列动作和积累都会为进一步理顺工艺美术作为资源与艺术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厘清由于历史理由造成的对工艺美术的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认识，进而重新发现“工艺美术之美”，发挥艺术人类学应有的重要的学术建构功能，另外，艺术人类学积极介入工艺美术的学术研究，也有助于艺术人类学的本土化生长，拓展自身的学术空间和学术智慧，从而推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的成熟。必须指出的是，不同学科在研究中都有一定的策略运用，但学科性质还是由决定研究策略的核心理由而确定的。
郑元者教授指出：“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艺术’在时间性和地区性上要有更大的范围，只有涵盖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区域。各个族群和各种表达方式的艺术品与人工制品及其相应的观念与行为，才能充分揭示人类艺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为重建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艺术性的生活方式作出独特的贡献这样，艺术人类学才有望真正直面艺术的真理。”任何艺术现象的生成都非偶然，它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继承和发展的必定，即使是经历了多次嫁接而出现的现代艺术，其根本仍然是来自远古的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工艺美术研究的艺术人类学转向，不是传统艺术研究的样式更新，而应该是只有“回到故乡”才可能体会到的“脉脉温情”。正如柳宗悦在《日本民艺美术馆设立趣意书》中提到的：“不能不承认，当美发自自然之时，当美与民众交融之时，并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之时，才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人类生活。”
关于工艺美术艺术人类学转向
更新时间：2024-02-02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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