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20日，江西新干县大洋洲乡农民在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维修赣江大堤的过程中发现青铜器，后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学发掘，共出土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这是江西，也是江南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数量最多、器种最丰富的一次，铸工精细，特色鲜明，是南方商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在商代，同一埋藏单位内出土如此之多的铜器、玉器，只有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殷墟妇好墓可以与之相比，陶器的数量则更是罕见。新干商代青铜器群的空前发现，是中国南方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揭开了我国青铜文化研究新的篇章，它所提出的种种发人思考的新理由和揭示的奥秘，给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该遗存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列入“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因而大洋洲青铜器群被誉为南方青铜王国（图一）。
器物种类丰富
大洋洲出土青铜器大致包括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5大类，多数设计别致，有些是难得一见的孤品。青铜容器10种48件，按用途可以分为炊器、食器和酒器3类。炊器有鼎、鬲、甗3种，38件；食器有假腹豆、假腹簋2种，2件；酒器有壶、卣、罍、瓿、瓒5种，8件。鼎，30件，有圆鼎、方鼎（图二）、瓿形鼎、鬲鼎4个亚种，瓿形鼎、鬲鼎是新见器种。圆鼎21件，依足部形态可以分为锥足圆鼎、柱足圆鼎和扃足圆鼎3种，其中扃足还有虎形足、夔形足、鱼形足数种，有的双耳上有卧虎或立鸟，不一而足，卧虎耳者，对应的三足一定是虎形扁足。鬲，5件，有分裆鬲、联裆鬲和折肩鬲3个亚种。甗，3件，依足部形态可分为四足甗和三足甗2个亚种，四足甗在商代罕见，器体高大厚重，堪称“中华甗王”。卣，3件，依腹部形态可分为方腹卣和圆腹卣2种，方腹卣腹部作对穿的“十字”形，造型新颖。乐器有铙、鎛2种，4件。
青铜兵器有矛、戈、刀、镞、钺、勾戟、宽刃剑、、锋刃器、胄和鳟等11种，232件，种类齐全，勾戟、宽刃剑、、锋刃器、宽翼镞（图三）等均为以前罕见器物，地方特色鲜明。矛35件，依其基本形制，有短骸矛、长骸矛、骸特短柳叶形矛和异形矛4个亚种，每类又因细部差异分若干式。戈28件，依其基本形制，大体可分直内、曲内和短胡或长胡3个亚种，每类又因细部差异分若干式。镞133件，依其基本形制，可分为长脊宽翼镞、短脊窄翼镞、长脊短翼镞和异形镞4种，每类又因细部差异分若干式。
青铜工具有农具、渔具和手工工具3类17种，126件。手工工具有修刀、刻刀、刀、砧、锥、凿和爿斤等7种，83件，自成体系。农具有犁铧（图四）、锸、耒、耜、铲、镰（图五）、铚、锛、钁等9种，28件，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出现，包括开荒垦土、中耕锄草、收割等农业生产各环节的基本农具（图六），有的农具还在使用中被磨损，表明其属于实用农具。青铜农具的使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赣江鄱阳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进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杂器有双面人形神器、伏鸟虎、羊角兽面、箕形器等16种，65件。伏鸟青铜虎（图七），形似虎尊，虎首平视，粗颈筒腹，张口呲牙，凸目粗眉，双耳高耸，双尾后垂，四足下抓，作鸟爪状，作半卧欲起势；背脊突出，一方形假盖与背部浑铸一体，短尾鸟形钮，该鸟昂首，尖喙圆睛，正视前方，气宇轩昂；腹底中空，腹内有一小系，周身饰云雷纹。此器无盖无底，与湖南等地出土的肖形铜器不同，把它称为虎尊，似乎不妥。此物非鸟非虎，虎鸟合体，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动物品种。虎形体大，造型奇特，神态诡异，外表透露威武、勇猛的神情，内中则藏匿诡谲、仙逸的神气，把虎的神性和人对虎的崇尚表现到了极致，是商代青铜艺术的辉煌之作。
器物组合独特
大洋洲青铜器群自成体系，与中原商文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器物组合个性鲜明。以方鼎、圆鼎、鬲、唐瓦（图八）为中心的重食组合是吴城文化青铜器最为突出的特色，与同时期中原商代文化以觚、爵为中心的重酒组合有别。大洋洲出土青铜容器48件，酒器仅有卣、罍等8件贮酒器，缺少中原商文化中常见的觚、爵一类饮酒器。酒器觚、爵既是中原殷人酒政的物化形态，也是殷商青铜礼制的核心，这种组合，大体相当于周代的鼎、簋（图九）组合，是区分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可以根据墓中出土青铜礼器的差异，特别是青铜觚、爵的套数，来判断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中原以小型编铙和石磬为基本乐器，在高级贵族墓中往往成组出土，吴城文化中没有此类器物，而是以大型铙、镈为乐器，这是二者在乐器上的差别。在三代社会，青铜容器和乐器被视作宗庙重器，供社会上层人士专用，即所谓“器以藏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被当作“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根本。所以，礼器的组合方式不仅充分体现了使用者的生活习惯，更反映了使用者当时所处社会的礼制和文化性质。
青铜礼器中重视鼎，以扁足鼎为主是大洋洲青铜器群的又一特色。大洋洲青铜器群，鼎数量多，造型多变，装饰丰富，有方鼎、圆鼎、鬲鼎、瓿形鼎之分，有锥足鼎、柱足鼎、虎形扁足鼎（图十）、鱼形扁足鼎、夔形扁足鼎之别，48件容器中，鼎就有30件，占62.5%；30件鼎中，扁足鼎14件，在同时期的商代遗址中是极其罕见的。在中原地区，方鼎是礼制的核心，扁足鼎比较少见，殷墟二期以后更少。这说明吴城文化在接受中原青铜器和相关礼制的时候，只是在形式上加以模仿，对其内涵却不一定全盘接受，有所保留和选择，是不失主体的一种文化交流，地方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应该是我们客观认识和正确评价吴城文化和中原商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关键所在。
吴城文化诸遗址和墓葬中不见觚、爵，不仅仅是随葬品种类的不同，它们可以从深层折射出两个政治集团不同的社会习俗、礼仪制度和文化传统。吴城文化的基本陶器鬲、罐是炊器和盛贮器，代表的是重食的文化传统，与殷人以觚、爵为中心组合的酒器所表现的酒政明显不同，与周人的重食作风相似，这是吴城文化不属于商文化的绝好证明。
造型艺术瑰丽
试析新干大洋洲青铜器造型与装饰艺术
更新时间：2024-03-20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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