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运转方式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经营和发展的战略理由备受关注，企业已步入了战略管理时代。
一、思想管理是与“熵”作斗争、实现战略制约力的关键
如果把“管理”机械地理解为制约、掌管、施压等，则思想是不能、也无法管理的。但如果把引导、优化、凝聚等也定义为管理的范畴，思想则是可以也应该管理的。本文的思想管理意即为此。众所周知，“熵”是衡量混乱程度的一个指标。作为一个企业，实际上始终存在一个熵增理由，即普遍存在三大理由：战略与执行不一致，整体与局部不协调，组织与业务相冲突。因此，企业审时度势，制定发展战略，确定战略目标，按照既定战略目标，实行战略管理，以期凝聚整体力量。这实际上就是战略制约过程，是与熵作斗争，将企业由无序变为有序，由正熵系统变成负熵系统，由熵增系统变成熵减系统的过程。与熵作斗争始终是企业家的使命，这一点，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一定有所体会。
要有效推进战略转型，实现战略制约，从思想管理入手，彻底实现“变心”，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过去20年，企业家如果不关注企业管理是无知；而今天，企业家如果还只关注企业管理则是无能。松下说过：“当我的企业只有10个人时，我最能干；当我的企业有100人时，我和他们一起干；而当我的企业有1000人时，我只能站在后面感谢他们，同时，信任来自责任，我会更加负责地看好松下的未来。”也就是说，大型企业有远见卓识的思想。今天，拥有思想者得天下，一个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始终把思想创新、思想管理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松下的话也表明，几十万人的大型企业，如果企业领导人只沉迷于企业经营管理，沉迷于在业务层面奋战，那么在产业变革和转型升级时期，缺乏战略和思想的企业领导人，就会陷入迷茫和恐惧。
的战略是转型升级时期的战略，是变革中的战略，而不是沿着既定路线的战略。外国人把战略转型称为“这是一场战争”，“就像是在您驾驶着的飞机上更换引擎一样”。如果沿着既定路线前进，靠着惯性，整个团队的员工都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不由自主地跟着战略，基本上能够对准。但在战略转型的时候，员工就很难对准，因为按照过去的思维惯性，如果没有一个强制的行为，他是不会自动对准的，因此熵增现象突出。这就告诉，战略有一个制约力的理由。这个时候怎么加强集团制约力，靠一般的简单的经营管理解决不了理由，那么就得靠思想管理，要想办法形成一种文化、一种哲学，用这种文化和哲学统一整个集团员工的思想，把整个集团员工的思想从原有的轨道上扳过来，统一到新战略上。一个国家有国家的思想、民族有民族的思想、一个人有自己的思想，一个企业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一个企业的生命力全在于它的思想力，思想力又在于主体心灵的海洋有多宽广。把客户、员工、股东的体验和感受汇成心灵的海洋，再用这全新的思想引领客户、员工、股东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只有从思想管理入手，才能真正谈得上所谓战略制约。思想有多远，才有可能走多远。
二、古今中外治企高手，无不是在做思想管理
我在成都工作过年，武侯祠诸葛亮殿正中有一副楹联，被推崇为武侯祠诸联之冠，并受到等领导人的赞赏。我对此联也极为顶礼膜拜，从中悟出治理企业的。联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思考。此联为清末四川盐茶道赵藩所撰书，其大意是：能采取攻心办法服人的，会使那些疑虑不安、怀有二心的对立面自然消除，自古以来深知用兵之道的人并不喜欢用战争解决理由；不能审时度势的人，其处理政事无论宽或严都要出差错，后代治理蜀地的人应该思考。寥寥数语，既肯定了诸葛亮善于用兵、理政的才华，又从攻心、审势、和战、宽严的辩证关系总结了诸葛亮治蜀的经验。1958年3月，曾在这副名联前伫立沉思良久。1972年，刘兴元调任四川省委书记时，特意叫他去武侯祠看这幅楹联。同志曾说过，凡是到四川为官者，都应到武侯祠参拜，认真体会名联之深刻含义。此联概括了诸葛亮一生治国治军的两大特点：“攻心”和“审势”，道出了两种加强国家制约力的要方，发人深省，具有较强的现实。上联谈的是诸葛亮的军事成就，而其主要特点是“攻心”。所谓“攻心”，即从精神上或心理上战胜对方，并使人心服，属于思想管理范畴。赵藩认为，自古以来那些真正懂得军事的人并不“好战”，而是注意从精神上或心理上摧毁敌人，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除敌对双方的对立关系，从而保持长久的安定局面。诸葛亮“七擒孟获”便是中国战争史上以“攻心”取胜的典范。诸葛亮北伐中原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曾于公元225年三月先率军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对南中夷军的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从而使得孟获心服口服。下联谈的是诸葛亮的“治蜀”，而其特点是“审势”，即对大势的准确把握。经验证明，只有对大势的特点有了准确的判断之后，才能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战略、策略和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否则，不明形势随意施政，则政策无论“宽”或“严”，都注定要失误。在刘备集团入蜀之初，法正就曾劝诸葛亮要学习“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缓刑驰禁，以慰其望”，即应先施恩惠，放宽刑罚，以收人心。但诸葛亮对蜀地形势的深入分析，却了与法正相反的结论。他在著名的《答法正书》中指出，刘备入蜀与当年高祖入咸阳所面对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秦朝政苛，高祖法宽，故能顺应人民的意愿，从而推动国家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但蜀中统治者刘璋原本就暗弱，以致形成了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中豪强专权恣横的散漫局面，如再对他们一味施行恩惠，只会纵容姑息，促使其气焰愈来愈烈，不晓得什么是君臣之道了。对此，只能“威之以法”、“限之以爵”，这样才能使人们感到恩惠之不易、禄位之可贵，从而令上下有节，人人守法，以达到社会安定、国家大治之目的。因此，诸葛亮对蜀中反叛势力的镇压毫不手软，对一些违纪官员的处理也十分果断。而蜀国经过诸葛亮这样一番严刑峻法治理之后，不但没有发生动乱，反而出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社会景象。而对诸葛亮本人，也是“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