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六七十年代：政治英雄神话的讲述
十七年电影时期，电影作为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直接影响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和艺术家的创作方向。1963年3月发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活动。而且，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苏关系恶化，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新中国需要一个全国上下都能认同的典型人物来鼓舞民众。电影《雷锋》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英雄神话”的讲述。电影《雷锋》创作于1963年，是以影视为媒介建构“雷锋神话”的起点。影片选取了雷锋的部队生活阶段，用朴素的白描手法，再现了雷锋艰苦节俭，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从影片伊始，雷锋就已成为高度觉悟成熟的个体，“个人的潜在被否定，代之以培养起革命的、理性的、对理想社会向往的主体。”[1]雷锋有着鲜明坚定的政治立场、政治信仰与政治基调，他憎恨旧政权，热爱新社会，热衷于为人民服务。无论是带病去工地帮忙，冒雨送老人回家，还是匿名给公社捐款，雷锋俨然成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化身，是“十七年”昂扬国家政治英雄的典型代表。
而创作于七十年代末的影片《雷锋之歌》作为新中国第一部重拍的人物传记片对英雄神话的讲述过犹不及。“一般来看，重拍价值是时代转换需要的重新探索经典内涵，是现代人观念的诊释或重新挖掘魅力。”[2]1979年，“”刚被粉碎，新的社会发展方向还不够明晰。因此，《雷锋之歌》的创作依旧突出了类似英雄人物的反复书写。通过塑造英雄形象，往往能够强化国家的集体认同，树立意识权威。
二、九十年代：平凡魅力的侧面烘托
20世纪90年代，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公而忘私的雷锋精神与市场化时代凸显的“一切向钱看”的观念显得格格不入。同时，中国电影的创作中，充满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影片俨然与经济浪潮不相吻合。泛情化成为影片塑造的主要策略：其一，英雄的世俗化，即采用政治化的宏观视角与平民化视角的结合来表现英雄的日常情感。其二、世俗的英雄化，即从现实人物平凡的生活中去挖掘高尚的道德情操与精神品质。
《离开雷锋的日子》就是创作于这一时期，影片独辟蹊径，并未直接刻画雷锋这一英雄人物，而是以雷锋离世事故的责任人即生前战友乔安山为视角进行侧面刻画。电影通过急送产妇就医，救人反被诬陷，陷车获得帮助三个故事回答了“雷锋精神”如何对待的理由，同时将“雷锋精神”落脚于“做好事，对得起良心”这样的道德观念上。中国的传统道德特别强调内省，也就是“良心”的作用。“‘良心’是主体内心的责任感激发，是对自己道德行为的自我认识、自我制约、自我调节和自我评价的统一体。”[3]也正因如此，在内心负罪感的驱动下，乔安山无怨无悔地奉献着，希望通过不断做好事，将老班长雷锋的生命延续。而影片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平民英雄，对观众来说，多了亲切感，少了神圣性，人们对雷锋精神以及雷锋形象也不会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三、新世纪以来：青春记忆的直面抒写
21世纪，随着电影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没有面对市场的创作理念和商业运作方式，电影注定会被淘汰。影片中对雷锋形象的塑造也不例外，同样需要以市场原则为导向，迎合大众消费的审美需求。而与此同时，随着社会道德滑坡现象严重，商业化的大众文化迅速膨胀，革命时代的政治道德符号被其通过恶搞、大话等方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构。人们困惑的不再仅仅是雷锋精神如何对待，更多的是对“雷锋”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全面认识。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电影《青春雷锋》采用青春叙事的方式，从宏大的民族与集体叙事拨转到对个人青春经验的叙事，以平视的角度，甚至采用俯拍对雷锋日常生活和心灵轨迹进行细腻刻画与描绘。青春叙事主要是通过讲述人物的成长历程来拉近拉观众与英模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尽管英模人物生活的时空不复存在，但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这一理由是任何年轻人都必须深思的。电影《青春雷锋》正是依附在对雷锋个体生命的关注上，以一种青春的姿态展现了一位少年的心灵成长史。影片中的雷锋因为个矮，入伍被拒；因为方言，而被嘲笑。他是工地里无意中浪费国家资源的工人；也是训练场上投掷成绩最差的士兵。他会在领取工资后，奢侈去买皮衣；也会因为被树立为典型而满心无奈。与张书记亲如父子的亲情，和王伶俐情窦初开的爱情，以及与乔安山并肩作战的战友情，三种情感相互交织，促使雷锋不断走向成熟。
但是，《青春雷锋》的“零票房事件”也警示我们，主旋律影片的市场化绝非易事，采用青春叙事的《青春雷锋》只是停留在模仿阶段，仅仅依靠纯爱叙事远远无法满足大众的观影需求，主旋律影片的创作依旧任重而道远。
结语
总之，电影把观众集结在一个集体的梦幻当中，而主旋律影片往往以独特的影像语言阐述着民族的文化构想。尽管在这些影片中，“雷锋形象”的塑造因历史语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是其作为具有普泛作用的道德符号是延续不变的。与此同时，从电影《雷锋》、《雷锋之歌》中英雄神话的建构到《离开雷锋的日子》中雷锋精神的召唤，再到《青春雷锋》中少年成长史的抒写，这一过程也反映出主旋律影片审美趋向的不断转变。社会日趋世俗化、商品化，而主流意识形态期望重塑道德规范、重塑人际关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变化是对时代语境变革的回应，同时也是针对电影市场所做的一种尝试。
参考文献：
[1]程敏.“人”的寻觅——新中国传记影片发展述略[J].当代电影，2009（3）.
[2]周星.跨世纪中国电影艺术传统史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70.
[3]唐卫红.中西方传统情感道德教育的比较[J].湖北社会科学，2005（3）.